她曾经负责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本《中国年鉴》与中国民航史上第一本航机杂志《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初，她率先在本港、中国和欧亚等地创办多项国际性专业展览会和大型会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展览业的先驱。

纵横商界30多年，容蔡美碧无疑是一位成功商人，却在本该享受功成名就的顺势，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天——连续创办教育燃新、仁人学社及黄金时代基金会，作为社会企业创业孵化者，投身于推广社会创新教育及培训的潮流当中。

会展先驱 社创前锋

——黄金时代基金会创办人及主席容蔡美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享誉“东方之珠”的香港，以其完善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与规则，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提供良好的样本参照。不止纯粹商业领域，也不止非盈利的慈善公益事业，即便是新世纪以来在内地，尤其大城市慢慢开始推广的社会企业或者社会创业，也是如此，香港为内地贡献了不菲的宝贵经验与财智。

而说到香港的社会企业，就不能回避一个人，她就是营商30年，在香港展览活动行业硕果累累、大名鼎鼎的容蔡美碧(Rebecca)，她在临近退休的年纪转而俯身社会企业相关事业，为香港以及内地的社会创业与创新做出新的卓越贡献。

容蔡美碧现为仁人学社创办人及副主席、黄金时代基金会创办人及主席、教育燃新创办人、社创动力创办人及名誉秘书、Social Investors Club董事、多间社会企业顾问、专栏作家和电台节目主持人等。从营商到社企，突破常规的身份转变，见证了她作为一名基督徒的心灵与智慧成长。

社企因缘

“知无缘分难轻入，敢与扬花燕子争”。从成功的商业企业运营到辅助并参与带有公益色彩的社会企业，容蔡美碧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

本着神爱世人的心，容蔡美碧很早已投身于不同慈善服务，例如儿童心脏基金会的义务工作, 并曾担任此基金会的主席。这些义务工作亦带来她对营运慈善服务的反思。她不断思索如何使受惠群众可得到持续稳定的服务，以及有没有其他另类方法营运，使其可持续发展。

恰在此时，在英国遇到的一群大学生提及社会企业模式，使她茅塞顿开。“十多年前，我从一批大学毕业生口中认识到社会企业，令我有如醍醐灌顶，启发了我研究各地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用社会创新的方法改变现况。因此我便从火红的展览业务逐步退下来。同时，参与了‘社企民间高峰会’的筹办，成立了‘仁人学社’，培训社会企业人才。

仁人学社以教授社会创业与创新课程为主要营业项目，邀请学者与创业家一起规划出理论与实务兼具的课程，在校园与企业中办理各式工作坊与研习。仁人学社的商业模式以CIC（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在英国是社会企业的一种法定形式）的精神为本，可分配30%利润给股东，而大部分盈余则要投资回其企业或作慈善用途。

与此同时，容蔡美碧也是不少社企和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顾问，并通过担任社企民间高峰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汇聚不同界别的洞见和力量推动社企发展。

现在，容蔡美碧专注于从三方面推动社会创新：她创立“教育燃新”，开展教育创新运动，提倡多元教育，让下一代更有信心及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她又创立“黄金时代基金会”，鼓励退休人士积极生活，并支持各行业推出优质产品和服务开拓“黄金时代经济”，响应时代需要；此外，她还通过仁人学社积极推广共享价值和共益企业（B Corp），希望促进主流企业转化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成立慈善机构“黄金时代基金会”，倾心扶持老龄事业，容蔡美碧付出太多心血。

第一届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于2016年举行，获时任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支持及主礼，成功凝聚各界别人士正视智龄议题，介绍创新产品及服务

当我埋首于资料搜集及研究时，发觉世界面对人口老化的状况；而自己身边很多人对人生下半场都有困扰或茫然的感觉，有些人更患上抑郁。于是，我在五年前便兴起了要积极地推动老化议题的念头。当时香港社会对老化议题的认识流于表面，也没有太多讨论。”在容蔡美碧看来，2015年成立的黄金时代基金会可谓顺理成章。该基金会的愿景指向在亚洲不同的地方推动智龄城市。宗旨则是鼓动黄金一代人士(指四十五岁以上、准备退休或已退休人士)过优质、丰盛和健康的生活；推动“黄金时代经济”，支持各行各业推出优质产品和服务；建构跨界别及跨年代的合作平台。

由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和影响深远，涉及社会的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容蔡美碧的团队采用了大型及进取的倡议方式——国际展览暨高峰会的形式去展开。2016年，黄金时代基金会举办了第一届“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议题包括：黄金一代的消费行为、养老科技、优质安老服务、居家安老、智能安居、私营安老服务的角色、身心健康、财务与法律和跨代共融。来自世界各地及本地的著名嘉宾和专业人士现身主讲，展览会则展示了最新的养老科技、产品及崭新服务等。参观者反应非常热烈，令很多不了解智龄城市的人士，透过参观展览会及十多场高峰会讲座，加深认识老化的议题。可以说，第一届高峰会的是次活动集合了官、商、民、学及科研五个界别的支持，引起了社会极大回响，更吸引传媒深入报导有关议题。

第二届的展览暨高峰会在2017年1月举行，规模比上届增长了一倍有多。议题包括：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医护创新、社会效益评估应用、跨代对谈生死、黄金时代市场营销——发掘市场的潜藏商机、晚晴计划、财务策划、共建长者友善房屋、身心健康、青年参与、未来安老服务的角色和优质个案分享等。为提升安老服务的水平，黄金时代基金会特别邀请了美国两位培训专家到港提供健康护理员培训。参与者从这些不同角度的议题中，进而更了解社会老化的各种问题，而明白黄金时代基金会倡议的智龄城市概念是什么。

从第一届的约八十个参展摊位扩大到刚过去第二届的约一百三十个参展摊位，参观人数更是从第一届的约六千人次增至第二届的约一万二千人次；展览会展出来自本港及世界各地与智龄城市相关的优质及创新产品和服务，引起市民大众的兴趣，让他们可以亲自看到、触摸买到相关产品及服务回家使用。

黄金时代基金会除了透过一年一度的大型展览和高峰会向香港及亚洲各地推动智龄城市外，还举办或参与不同的地区论坛和活动，培训大学生和公私营机构对智龄城市的认识，建立B2B的合作平台、制作电台节目，为各类社创比赛作评审。还举办“黄金导赏员”及“黄金创新动力”培训计划等。

营商往事

贵为仁人学社联合创办人、黄金时代基金会及教育燃新创办人，鼎力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教育，很难让人想象，容蔡美碧之前曾经拥有三十年筹备大型国际展览会及活动的经验，先后创立精英国际展览及立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其业务遍及中国香港、亚洲及欧洲等地。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外子建立了被公认为香港展览公司先躯的‘精英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我们在香港创办了首个九月珠宝展览会，之后逐年增加一项贸易展，包括家俬、灯饰、皮革鞋类、成衣及流行饰物展等十多个项目，为各行各业服务。”谈及过往的营商创业，容蔡美碧表示，当年筹办国际展览及会议依然是基于对这一事业的热爱。“首先我以身为香港人为荣，向世界各地的买家、厂商、政府和商会等，推动香港的优势，更直接邀请他们到香港出席并参加我们不同的展览会。在事业发展的同时，亦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界别的朋友，其中不少更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黄金时代基金会于2016年举办的“1212黄金智龄日”，汇聚及表扬杰出的黄金一代，鼓励公众过更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透过展览业的发展，容蔡美碧看到中国香港、内地以及世界经济的改变。“90年代初起，我们把国际展览的概念在内地植根，分别在北京、上海及深圳举办国际珠宝展览会，希望能协助香港和国际的厂商打入内地市场，亦想帮助内地厂商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介绍开去。由于当时内地的体制和服务水平还在发展阶段，开始时举步维艰。但我们深信中国资源丰富，制造业和服务业会逐步成熟，发展为世界经济龙头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以迎难而上的态度发展亦培训了很多人才。

20世纪90年代起，容蔡美碧领导展览公司在欧洲也办过“亚洲博览”，把亚洲产品介绍到欧洲。“在这些不同行业的展览服务，其实我们不单推动那个相关行业的发展，更看到经过我们推动的重要影响力。因官方机构及买家共同出席我们办的展览会，此机会推动相关行业直接受益。”容蔡美碧表示，在此之前，一些本地或亚洲的厂商没有能力推动或接触国际性买家，透过他们各方面的推动、直接的宣传及介绍，把这些买家带到香港或举行展览的城市，可以令这些相关的中小厂商在短时间及较低成本下，扩大他们的联系网，现场成功地洽商生意，以及发展新的联系网。而每次展览会，他们也同时跟业界或学院合作，举办相关的会议和比赛，共同吸引及培训更多人才，提升技术和信息交流，推动行业长远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不单单为了营商，同时亦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大批买家来到某一城市参加展览活动，直接带动及促进了各行各业（如商务旅游、餐饮及零售业等）的发展。”容蔡美碧如是评价之前的会展事业。

1995年，容蔡美碧把香港的业务转售给英国一个上市公司。由于部分员工希望和我们继续发展，便在1997年成立了“立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创办教育展、健体展和在国内的珠宝展。这一契机将其自身从繁重的业务中解放出来，投入更多的时间到社会公益中去，并积极为人生下半场做更好的规划。

爱港情殷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对于一位经历了香港半个世纪众多成长转折的本港人士，容蔡美碧感触良多。

“在英国念大学时，中国开始推动‘四个现代化’，令我产生起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要回到香港。完成了第一个学位后，即使已成功申请了法律作为第二个学位，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应错过在香港和内地的发展机会，于是决定不再修读下去，毅然回到香港来。”容蔡美碧动情回忆过往：“香港已经不知不觉回归了二十年了。我记得1997年回归的时候，在外国的家人都回到香港，大家一起经历了香港回归历史性的一刻。”与大家观点一致，在她眼中，“一国两制”是非常创新和大胆的构思。特别是香港是一个城市，如果内地以一个稳定和开放态度去发展的话，其实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历史重任，因为香港一直处于中西交汇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汇点。

“香港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是进入中国的大门。今天，香港其实还有很多优势。”容蔡美碧以社会创新为例解释：“香港已经有十几年社会创新的经验。现在也开始论及社会创新，但经验可能不多，香港可以将这些经验和内地分享。香港优良的法律制度，公务员体制以及香港的社会价值观，都可以给内地借鉴。如现在我们正在推动共益企业的运动（B Corp Movement），内地也想推动。但内地的掣肘比较多。反之，香港有成熟的规章制度，拥有比较坚实的商界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所以内地希望推动共益企业的基金会，也在香港和我们一起合作去推动。

容蔡美碧认为，作为香港工商界，不但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推动自己的机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同时为社会创造更多新的价值，透过企业策略为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参与教育、环保、扶贫等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到现在，社会创新不但NGO或者社会企业可以做到，政府和商业机构一样可以有他们的社会使命。社会创新是我们解决廿一世纪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她盼望社会创新概念不但植根于香港，更可在神州大地发芽茁壮，并影响大中华区，使祖国更加昌盛及民生得以改善。这亦是她未来的中国梦。

2017年7月,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 黄金时代基金会创办人及主席容蔡美碧接受华商领袖编委会专访,以下为部分访问实录:

问：您出生在香港？成长在怎样背景的家庭？年少时的哪些经历或者家庭教育对您后来的人生、事业产生了影响？让您如何从中受益？

答：我的父亲是位抗战老兵。中日战争时被派到印度及缅甸，参与密支那战役；其后驻守过东北。小时候，总喜欢伴在父亲身旁，静静地听义勇军进行曲和梅兰芳的京剧，阅读有关中国历史的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正处“文革”浩劫，四川老家的境况苦不堪言。虽然我们一家七口只是小康之家，父母宁节衣缩食，也坚持定期汇款及邮寄物资回家乡。在图书馆，我最喜欢阅读的是一本名为“锦绣中华”的硬皮图片集，当中介绍了祖国的秀丽风光，让从未踏足内地的我心驰神往。我自小认识国家的渠道主要是透过家庭的背景；亦因如此，我很自然地便建立起强烈的爱国观念。

问：从学校毕业后，您起初从事怎样的工作？从这些工作中，您学习或积累到哪些对您后来开创个人事业有益的要素？请分享您从刚刚步入社会，直至确定自己奋斗方向的一应经历与心路历程。

答：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编辑。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要到北京公干，与当地的资深编辑和老作家一起共事工作，他们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字典，令我更欣赏儒雅文化人的风骨。当时与新华社合作编辑第一本《中国年鉴》，亦编辑了其他关于中国法规和历史等书籍，对中国面对的种种挑战有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编辑的工作外，我还要负责后期的市场推广。由于要推广这些书籍，我参加了欧洲的书展，所有报关、运货、布展等都要一手包办。

我发现在当时，第一，参加欧洲的展览价钱高昂；第二，参展门槛很高，由于欧洲各国普遍比较保守，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很强，亚洲的企业欲申请参展，往往被拒诸门外。需要通过很多关卡，才有机会打进当地市场。八十年代的亚洲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很好，并不比欧美差。也有很多贸易公司在越南、泰国、印度、中国台湾等制造商处拿到货品，然后通过进口商、批发商出售，经过很多层管道才辗转到欧美等其他地方。相比之下，中国香港便具有很多优势能成为举办国际性展览会的城市：首先，香港是一个免税港，无论是出口或入口都十分简便；香港亦具有很多富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人才。蓬勃的制造业、海陆空交通发达、优秀的服务态度，以及中西合璧之下汲取了中西文化的精髓。是亚洲各国也是制造各类产品的基地，在出口上大有可为，却苦于无经济和有效的推广渠道。

问：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哪个典型的业务项目或案例对公司的发展起到转折性的作用？请您与我们分享公司完成这个项目或案例的过程，以及从中积累的经验和竞争力？

答：筹办首届九月份珠宝展时，行内人都不相信海外买家会远赴香港这个小城市，不少人更批评九月是最差的档期。但我们坚定不移地定下国际推广和宣传策略，介绍香港和亚洲的优势，邀请各地的商会和买家到港。结果首届展览取得亮丽成绩，规模逐年扩大，到第十年已成为全球三大珠宝展之一；并缔造了九月为订货旺季的神话。我们往往走在行业之先，看到宝石等原材料是制造商必要的物料，便设计了六月份以原材料为主的珠宝展览会。这一展览亦非常成功，成为业界年中的订货盛会。

当中令我有深刻的感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动的皮革及鞋业展览。当时由于缺乏可承载大型重型机器的场地，我们大胆地在尖沙咀的海运大厦停车场举办首届展览。该展览除了欧美的厂商，也有很多台湾地区的厂商参加。因为当时两岸未曾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及交流关系，但透过这类民间展览会的活动和研讨，两岸的业内人士可以建立友好关系，在商业层面上探讨合作机会，每年的展览会令大家加深交流。“三通”政策令两岸的关系和政策逐渐开通，台商开始西进到国内设厂并把生产线转移，这些都是经年从展览会累积的联系成果。

此外，当时国内的企业亦希望提高出口，然而国外机构对他们的认识及信任都比较低。但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协作推动，国内的企业逐步加强与外国的联系。这些经验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发展一个行业以及国家的经济时，需要多方面的信息和合作为催化作用。所以作为一个主办机构，我觉得展览会的推动力变得非常有意义。皮革及鞋业展览亦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展览项目。

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游说中华厂商会重推停办了二十多年的“工展会”，把它重新包装，既有从前的特色，也有现代元素。首年重办便有数十万人入场。现在已成为本港一年一度的盛事。

问：您有怎样的管理哲学？您更推崇强势管理还是温和的管理？更强调制度还是人情化？您对建立好的管理层队伍，以及公司风气和文化，有哪些心得体会？

答：关于管理哲学方面，第一要以市场需求为主，第二要有专业精神，第三要热爱工作。我虽然有三十多年的经验，又从最近十年认识社会创新，但仍在不断改良升华；我相信一个优良的管理，不单是领导者作决策，而且是领导者必须有服务自己的机构和社会的心态。无论是黄金时代基金会，或我所创办的其他社会企业及慈善机构，都是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来管理；鼓励团队各人多想、多参与，提出创新理念，这种处理方法有很好的效果。当我招揽管理队伍时，我非常看重同事个人的使命感、良好的工作态度、对机构的热诚、热衷于我们的议题。我不一定选择学历高或非常有经验的人，但是拥有热诚便可慢慢训练。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我会怀着谦虚和求知的心态，向年轻的同事学习新事物，例如使用计算机技术、手机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的运用，这些都令我获益良多。虽然要管理这么多的机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天，但我可以从管理这些不同的机构中学习，由同事之间互相增长见识。在推动社会创新时，透过与不同机构的合作，从中更看到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问：您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是怎样的？会保持很高的工作强度，还是会在工作生活中注意平衡？在事件处理上，您习惯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还是充分放权？

答：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投入我的工作，工作对我来说不是苦差，反而是乐事。我会从不同的工作中转换自己的心情与思考方式的过程。在不同的机构当中，可以有不同的投入方式。每天我处理不同机构的相关工作，与跨界别人士开会讨论、消化不同的数据，所以要不断警醒自己与时俱进。我的习惯是把工作分派给同事，由他们负责、跟进，需要时我才提出意见。我喜欢和团队成员分享优秀的研究、书本和有启发性的事物，亦希望他们多思考，不但能运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并能转化作日后立身处世的发展基础。所以同事虽然忙碌，但仍享受当中的乐趣。基金会有崇高的社会理念，但也有很强的社会企业精神和合作性。在工作当中希望我们所有的持份者都有所得益。

基金会每年培训退休人士成为“黄金导赏员”

黄金时代基金会有三百多家香港和外国的会员机构。每年一月举行国际性的“黄金时代展览和高峰会”；每季均举行会员活动，这些活动有两大目的。第一，会员能够学习到新的知识；第二，会员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合作，扩大他们的生意和人脉关系。

问：请您分享一下业余生活与爱好：繁忙的工作之余，您有着怎样的兴趣和爱好？

答：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十分讲求平衡，放假的时候四处旅游，每个周末做运动、游泳、行山和做瑜珈。活在当下，我很享受工作的时间，亦享受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我喜欢艺术文化活动，所以有好的表演、音乐会、话剧、歌剧、电影、画展我都会参加。我也参加很多其他慈善机构，商会和社会企业举办的各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