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访谈





他生于忧患,以自强不息,从白手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家,演绎一段商界传奇。他心怀赤诚,始终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事业奋斗目标,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生的宗旨,以“慈、悲、喜、舍”为学习榜样,


四十多年如一日地学习和实践,为自己、为社会创造一个令人赞叹的榜样。他是最早一批投资中国内地的港商,坚定跟随并助力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他有这样的财富观:“一名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人生莫大的快乐”,皈依佛门的他至今在公益慈善方面累计投入超过25亿港元。他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人生于世,最重要的是安顿自己的身心,建立自己的人生使命。简单来说,人生活在世界上要使世界越来越美丽。”


香港商界传奇 华人慈善典范

——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


维多利亚港上潮涨潮落,似乎在诉说香港波涛澎湃的历史和传奇。曾经身无分文的杨钊,如今在香港政界、商界以及社会公益慈善领域享有盛誉——他本身就是香港传奇的一部分。


1967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共同遭遇艰难的时候,不到20岁的杨钊只身赴港。糊口尚且艰难的他,在制衣厂里从做杂工开始。正是这个勤勉、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杂工,在几年后成了一名老板;十几年后成为“真维斯”领路人;今天已是业务包括服装零售、贸易、地产、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从中国内地、香港到亚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化大型跨国集团——旭日集团的领导者。


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将自己的经历、经验广为传播,晓谕后人,并出资办学、捐助扶贫、赈灾等,他在公益慈善方面累计投入超过25亿港元。对此,他说:“好多人认为有钱、有名、有地位,人生便是成功,然而这只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完满。我以为,如果连家庭、身体、快乐也得到,这种精神性的富裕与物质性的富裕连结起来,才能称为人生成功的人。”


驾驭命运 “旭日”在维多利亚升起


苏东坡流连忘返之地,如今创业兼具宜居的广东惠州西子湖畔,就是杨钊出生的地方。1947年2月,杨钊出生在那里,大气而精致的西湖赐予了他宽弘大气、沉静内敛、坚韧不拔的个性——这对他的人生弥足珍贵。


杨钊的父亲是一位商人,还是行善一方的好人,在抗战年代曾为香港灾民施粥舍茶。在那样的家庭长大,杨钊自小就有一种勇于担当的情怀。不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他以及同时代的学子们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机会。


徘徊在人生路口,杨钊最终定下决心——到香港去,他要去那里追寻命运的答案。


杨钊于办公室“佛”字画前


经过一番艰难困苦,不到20岁的杨钊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眼前是繁华世界,身上却无分文,现实的强烈对照不仅没能吓倒杨钊,相反,却激起了他掌握自己命运、打出一片天的决绝信心。


一开始,为了找到立足之地,杨钊四处奔走找寻工作,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找了一个月的工作还是徒劳。就在苦之极矣的时候,他的一位亲戚主动找来介绍他进一家制衣厂当杂工。对这样的峰回路转,杨钊回忆说:“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心田先人种,福地后人耕’。


制衣厂杂工的工作十分辛苦,每日的薪资也只有区区6港元,但杨钊倍加珍惜这份工作。别人闲聊的时候,他依然在满负荷地埋头苦干。因此,短短十多天,异常勤勉的杨钊便受到老板的关注和赏识,随即被调为熨衣工,工资也涨到每天16港元。这样的火箭式提拔很罕见,一般的工友要用一到两年才有机会调档加薪。


“只要勤力,不怕吃亏”,终获美好回报,认识到这一点,杨钊在工作上更加尽心竭力。他也经常在条件稍为宽裕的时候努力帮助他人,而这样的善举又为他带来了更多机会。一次,杨钊用身上仅有的5元钱替两个刚进厂的工人付了午餐费,不久,这两位工友推荐他到一间更好的工厂里工作。在这里,杨钊接触到更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方法,掌握了制衣业的一整套技术。同时,因为工作踏实,勤奋好学,杨钊很快被老板升为领班,之后又升任经理直至厂长。


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全力以赴的杨钊,更学到了一身本领。他精通制衣业务和管理,是这个行业的年轻新锐力量。受益丰厚积累,1974年杨钊拿出自己的积蓄与朋友资助的5万港元合在一起,以10多万港元的资本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制衣厂——“旭日”,寓意“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他希望这份化茧成蝶而来的事业能够像旭日一样蓬勃发展,前途光明。


“旭日”在维多利亚港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一度遭遇困境。因为缺乏知名度,当年年底公司即面临停产。危急时刻,一个机会突然出现在初生的“旭日”面前,而杨钊以其一贯的果敢与坚韧,成功捕获机会,由此改写自己和“旭日”的命运。


敢为人先 创造历史


当时,一位美国服装商来香港找寻厂家,生产正流行于美洲的方格牛仔裤。只是,这种裤料很厚,且需要在面料上打满4英寸见方的格子,以香港制衣界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用衣车缝制,必须手工制作。因此,在这大手笔订单面前,大多数香港厂商选择了拒绝,即使愿意接手,也开出了每打550港元的天价。失望的美国服装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杨钊,而杨钊竟出人意料地以每打299港元的价格承接了下来!


这是一次关乎他个人命运,关乎旭日生死的博弈。机会显而易见,因为这个订单的价值相当于“旭日”当时年营业额的33倍,成功就名利双收。但如果无法完成,哪怕是不能将成本控制在299港元以内,杨钊以及新生的“旭日”就可能遭遇末日。


2012年,杨钊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


可这又是杨钊必胜的赛事。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计过数,即使研制新机器不成功,采用人工制作也不会亏本,顶多白做,而一旦新机器研制成功,利润便不得了。”杨钊口中的新机器,就是代替人工缝制,以机器制作牛仔裤方格的专门工具。有赖于从杂工到厂长的资深经验和专长,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美国服装商找到的所有香港纺织企业中,只有杨钊敢想敢干,这成为他决胜这盘生意的关键。


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杨钊很快将头脑中的构想变为现实。新机器研发成功,依靠这种机器,他如期完成订单,在两年内赚了600万港元,掘到了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子牛仔裤的迅速风靡全球,惯于以传统工艺进行生产的制衣厂表现得措手不及,在此领域积累丰富经验的杨钊却拥有了巨大商机。借此东风,他们因应形势,调度转型,大干快上,短短几年时间,就将“旭日”由几十人的小工坊发展成为几千人规模,且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化大型制衣厂。而年纪轻轻的杨钊也摇身一变,成为闻名全港纺织界的“牛仔裤大王”和千万富翁。


然而,正在“旭日”突飞猛进时,又一场危机悄然袭来。


1976年,港产纺织品出口配额开始紧张,市场需求让配额价格越炒越高,甚至超过利润,这让出口成了亏本买卖。对拥有2000多员工、设备规模达千万港元,却必须依靠购买配额为生的“旭日”来讲,此时无疑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突破配额的封锁?再次被现实置于绝境的杨钊在多番思索与调研之后毅然决定,与其在香港坐以待毙,不如去那些没有配额限制的国家开辟新市场。这又是一次无论理念还是胆识都超越整个行业的变动,之后,杨钊一方面将香港的事业规模收缩至原有的三分之一,另外也深入国际市场广泛调研,在不断突围中正式拉开了“旭日”的国际化大幕。


1976年,杨钊在菲律宾建立了“旭日”在海外的第一家工厂。这一年,他29岁。很快,现实便证明了杨钊的眼界与判断。“这些地方不但不需要配额,而且劳动力和厂房比香港要便宜。”他回忆说。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杨钊便在香港之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率先建立据点,并跃升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服装加工与出口商——在印度尼西亚,“旭日”是该国最大的裤子生产厂;在孟加拉国,“旭日”是该国最大制衣厂之一;在中国内地,“旭日”又成为第一家,也是最具规模的制衣集团。


在海内外全力布局生产据点的同时,杨钊还开足马力提升“旭日”的生产水准和能力。20世纪90年代初,“旭日”获得了中国制衣业的第一张ISO9001证书,让集团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得到全面再提升,也由此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大门,并跻身国际一流。这样一来,“旭日”便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柬埔寨及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成立了几十家公司,聘用员工超过15000名,厂房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年生产超过2000万件成衣制品,营业额高达4亿美元以上。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也陆续需要配额才可以出口美国,但此时配额对杨钊来说已不再是问题。


杨钊说:“做事业光靠勤奋和拼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智慧,需要不断学习和思考。既要敢于拼搏,也要善于拼搏。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危与机就在这变化的过程中依存着,危中可以觅机,机中也会存危。如果能充分分析事物本质,并了解其发展方向,便不难辨证看出危与机的关系,从而趋吉避凶。

他之所以能带领“旭日”一次次转危为安并实现鲤鱼跨龙门式的飞跃,除了一贯的果敢与坚守之外,还在于他对于危机的敏锐把控与睿智转换,而这是成就他远见卓识的关键。1984年到1986年间,香港因回归出现信心危机,不少人纷纷移民海外,地产市场极不景气。此时的杨钊,贸易生意正风生水起,但他却拿出一半资产在香港投资地产,为集团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香港回归重塑信心,一时传为佳话。


杨钊比较成功的地产运作包括:1985年投入8000万港元,购买星光行10层办公楼;1986年投入2000万港元购买位于旺角的钟意商业中心;1987年投入1.6亿港元买入贸易广场,并于1989年完成建设。地产行情回升后,他居安思危,预见到如果人人憧憬回归后香港经济更好而不断炒高楼市带来泡沫的后果,于1994年将上述物业全数出卖,不但为集团赚取丰厚利润,也成功避开其后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现在,旭日集团仍拥有规模可观的地产业务,并已拓展成集自行策划、投地、兴建、销售、租务、管理等于一体的综合地产商,业务更从中国香港、内地,拓展至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集团独立持有北京道1号及一号九龙等商业大厦,其中,1998年以12.4亿港元购买、7亿港元进行建设的北京道1号,是现时价值超过100亿港元的尖沙咀新地标,也成为香港目前获得最高荣誉和最多奖项的高科技商业大厦之一。投资20亿港元于九龙湾建成的一号九龙(即旭日集团香港总部),现在价值高于100亿港元;在内地,旭日集团投资发展了一系列大型住宅屋苑及工业厂厦的地产项目,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独资兴建的惠州市的“城市花园”,是该市最大的发展规划之一,并获国家住建部颁发的全国优秀管理住宅小区奖;在海外,旭日集团也拥有写字楼、住宅、购物商场等多项优质物业,广泛分布于美国的纽约、达拉斯、洛杉矶、西雅图及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尖沙咀新地标——北京道1号


除了对危机的敏锐洞察,杨钊还一直坚持以创新策略引领企业发展。回顾过往,他的创新策略可以总结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即“别人没有的东西,我具备;市场有的产品,我的质量要比别人好;当别人产品质量都好起来的时候,我就要转变,要生产一些新产品或开辟新市场、新行业。”这为旭日集团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别人无法缝制方格牛仔裤等时装样款时,杨钊率先带领集团突破技术门槛,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第一批生产洗水牛仔裤的厂商,并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时尚成衣的服装厂商,是为“人无我有”;


当大家都开始研究并生产时款的时候,杨钊则领导旭日集团向ISO9002前进,将品质推向国际一流水准,是为“人有我优”;而当整个服装加工业不论理念还是品质都日益精进,且行业利润日渐微薄时,杨钊则在“人优我转”理念的指导下,大胆开创自主品牌,引导旭日集团向著名服装品牌零售商迈进。


位于九龙湾的商业大厦——一号九龙


1991年,以替别人加工生产起家的旭日集团,在澳大利亚收购当地休闲服装零售品牌“真维斯(JEANSWEST)”,开始转型走OBM(即代工厂经营自主品牌)路线。在杨钊及其胞弟杨勋的共同努力经营下,几年之后便将“真维斯”的分销点延伸至新西兰,成为当地第二大服装品牌。至今,“真维斯”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分销店仍有200多家,并在中东建立起了销售网络。


从服装业,到地产再到遍布内地及海外的零售销售网络,旭日集团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弱小到强大的巨大变迁。几十年时间,旭日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集服装零售、制造、贸易、房地产、金融投资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杨钊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崛起,除了集团上下的勤勉以及一以贯之的创新发展之外,杨钊积极回报社会和将自身发展与祖国改革开放汇流的策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赤子之心 与祖国同此凉热


其实,杨钊当年收购“真维斯”并不是要发展澳洲市场,而是意在中国内地。对生自己、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杨钊一直怀有炽烈情感,同时早在自己商业有成的时候就开启投资内地的行动。


1976年时,正全力拓展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市场的杨钊产生了这样的困惑:“虽然事业发展了,还帮助了其他国家的经济,但自己国家还有许多待业青年,怎么办?”因此,他希望中国内地有一天也能够开放,允许外资开办工厂,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发展事业,同时也可以为祖国和乡亲尽点力。


时隔两年,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乍起,杨钊意识到,报效祖国的机遇来了。当年6月,他怀着对祖国和家乡的炙热情怀,抱着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信念,投资逾百万在广东顺德容奇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工厂——大进制衣厂。


作为港资投资内地的先遣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那个分配制度落后,习惯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杨钊自然遭遇到无数困难与艰辛。但凭着对内地的了解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虽然阻隔重重,他还是在这片酝酿无限潜力的土地上,建起现代化工厂,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并为对内地还处于观望状态的香港企业界注入信心。


先人一步、一片赤子之心的杨钊,凭借自己的经验与信念,在发展真维斯自主品牌时更是直指内地,将自身兴荣与祖国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3年1月1日,杨钊成立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携“真维斯”品牌大举进军内地零售市场,当年5月,旭日集团在内地的第一家真维斯服装零售店在上海市西门商业街开业。1994年下半年,旭日集团根据内地各地区市场差异进行细分,成立大进投资有限公司,进一步拓宽品牌覆盖面。


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真维斯将目标群体定位于18到25岁的年轻人,紧随时尚潮流推出款式新颖、性价比高的产品,赢得了一大批消费者的认同和喜爱。因为这样的准确定位,到1994年年末,真维斯在进入内地短短一年之后,就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开设65家店铺,连同大进投资,真维斯在内地已拥有超过100间服装零售店。同时,杨钊还在惠州市注册成立了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以更大力度推动“真维斯”零售店在内地的覆盖面。


在扩展规模的同时,杨钊还积极运用资本杠杆努力为企业构筑更好发展平台。1996年9月,凭着公司的优良业绩和杨钊本人的名望,旭日集团将旗下服装业务以“旭日企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一上市,就创造了超额认购236倍的空前纪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集团上市前后,杨钊还创造了这样两段佳话。一是“唱淡”自家股票;二是紧守投资者利益,再次发挥“人优我转”策略,实现投资的保值增值。


1996年和1997年,香港市场中资或有中资背景的股票大受热捧,在内地有大量投资的旭日集团一开盘,股价即从招股价1.6港元升至4港元多一股。股价上涨对杨钊而言自是财富倍增的好事情,但他在股价高涨之后却搬出投资银行分析报告,召集记者说公司股价已经很高,希望投资者考虑公司实际价值,不要盲目投资。杨钊的此番讲话自然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旭日股价便应声回落,对此,杨钊倒显得特别高兴:“我希望买入旭日股票的是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我不觉得这样会辜负投资者的期望。”他说。


2012年4月,觉光长老于浴佛大典上向杨钊颁发功德状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旭日企业上市时,正值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期,当几乎整个纺织业都因看好中国“入世”形势纷纷扩充生产规模时,杨钊却再次以其远见卓识,推出了在内地100个城市开设1000家专营店的“百市千店”计划,坚持将精力放在内地零售市场的扩展上。利用上市后的充足资金支持,从产品品质、店铺环境、店内布置、商品陈列、完善售后等方面全面缔造品牌形象与口碑,再加上内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及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真维斯”品牌店在内地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并迅速脱颖而出,为旭日集团在制造和代工之外找到了新的增长点,成为集团继续做强做大的核心。


更令旭日庆幸的是,2005年,欧美国家果真如杨钊料想的那样采取种种措施加大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限制,很多加大制造规模的纺织企业应声倒下。此时的旭日集团却早已走出依靠欧美市场吃饭的命运,以自我品牌与遍及内地的零售网络掌握命运,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6年,真维斯被评为首个中国服装休闲服领袖品牌;2007年,真维斯销售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如今,真维斯拥有了中国最大的休闲服饰零售网络,雄踞行业龙头地位。


如今,旭日集团已成为一家以香港为中心,市场遍及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印尼、中东、越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洲及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业务囊括服装零售、贸易、地产及金融投资多个领域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同时,其在企业治理方面的与时俱进,也受到了业界和社会的肯定与赞誉。1993年中,旭日集团的上市企业——旭日企业被选为恒生50中型股指数成分股;1997年中,旭日企业又被美国道琼斯证券选为香港成分股;1999年11月,旭日企业被《福布斯》(Forbes)杂志评为全球300家优秀中小企业之一;同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亦将旭日企业列入香港韬略榜,香港管理协会也将“1999年优质管理大奖”颁予旭日企业。近年来,旭日集团更连连跻身华商500强,2006年,杨钊还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荣誉。


很多人评价杨钊说:“从不会标榜自己怎样爱国,但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做了不少事”。


行善致远 善行遍布教育、扶贫、救灾各领域


在祖国改革开放大业中争做“排头兵”的杨钊,始终坚守这样一个理念:“投资者不仅要考虑国家的短期政策变化,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方针政策。国家的长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因此,发展事业、参与内地建设过程中,他坚决摒弃投机取巧,坚持将资金投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投资帮助最多的人。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响应家乡政府号召回乡投资办厂,帮助发展当地经济,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在此之外,他还从根本上提升了内地整个行业的“造血”功能。经过对内地制衣业发展状况、人才环境及12所大专院校的详实调研,他发现,中国纺织与服装教育比例严重失调——中国的纺织工业和制衣工业的出口额已经相等,同为中国最大出口项目,而制衣专业教育则不足5%至10%。


有鉴于此,1985年,杨钊与内地有关方面合作,捐资300万元在家乡惠州建立了以“面向社会,面向企业,为中国培养出实用型制衣企业家”为目标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旭日服装职业学校”。为保证教育品质,学校聘请香港理工学院纺织制衣系教授、讲师及国内外著名服装师授课,并引进国外先进教学仪器和设备。在首届60名学生的3年学习中,旭日集团就为学校支付了500多万元的经费。同时,杨钊还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送往香港理工学院及国外大学进行深造,每年数十万元的留学费用,也全都由“旭日”支付。办学期间,旭日集团先后为此投入大概1600万元。


除提供相应资金支持之外,杨钊还凭借自己在行业内几十年所积累的经验与人脉,引进国际先进服装教育标准以及国际先进教育模式填补国家空白。“学院办学之初,我们就办学内容与有关单位产生了争论。内地大专院校的课程是理论占七成,实践占三成,而我要求各一半。另外,针对专业需要,应加强统计学课程,减少微积分教育。争论的结果是让我试试看。结果实验成功,毕业生在全国各地大受欢迎。”杨钊回忆说。


在杨钊及旭日集团的多方努力下,旭日服装职业学校取得了长足发展。1988年,学校升格为西北纺织学院惠州分院,成为中南地区唯一一所采用国际服装教学标准,以应用教育为模式的高等学府。之后,学院并入惠州大学。为帮助学院在新平台上继续发展,杨钊又为其捐助了1000万元人民币。


作为企业参与教育事业的实践者和倡导者,杨钊和旭日集团为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普遍肯定。他先后被中国纺织大学聘为名誉博士、被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评为荣誉院士、被中国纺织大学和天津纺织工业学院聘为顾问教授,并被中国西北纺织学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等。


“经济条件好了,这时候就要兼济天下,这也是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将回报社会当作自身使命的杨钊不仅以实业回馈社会,历年,他还带领旭日集团捐款捐物,普济大众,为香港、台湾及内地公益、教育、医疗、扶贫济困、抗震救灾等不断贡献力量——为内地华东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华南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广东阳山县扶贫捐款200万港元、为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捐资300万港元协助解决东北三省失业人员问题、向广东惠州市教育基金捐款300万港元、捐资2000万港元协助卫生部及佛教界应付“非典”、捐建近40所希望小学、每年通过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救助1000名贫困大学生。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于2010年为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捐款8000万元人民币,至2016年累计向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捐助1.67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末,杨钊及旭日集团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捐款已累计超过25亿港元。


杨钊曾说:“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存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这种美德让中华民族传承5000多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是中华民族这种优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一种体现。”在集团蒸蒸日上之时,一颗公益慈善之心也让杨钊实现了财富与道德的统一。


关注社会公益及慈善的同时,杨钊还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在社会公益活动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广泛担任社会公职,至今,杨钊已先后被推举或邀请担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广东外商公会会长、广东政协常委、广东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广东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广东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纺织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董事局主席等多项职务。而对于这些社会公职,杨钊也并非只是挂名,这些年来,他将30%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履行这些职务的职责上。比如,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他宏观审视香港和内地在经贸合作方面的巨大空间,积极建言推动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得到国家高度认可,并已付诸实施;另外,他与两位政协委员连续3年建议把清明节、中秋节作为公众假日,这一提案已于2008年被国家接纳。


因为在服务公众、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不断努力,杨钊和旭日集团这些年来获得的肯定与荣誉不胜枚举。2007年,杨钊获广东省民政厅授予“南粤慈善家”荣誉称号、2010年被亚太华商领袖联合会授予“亚太最具社会责任感华商领袖大奖”、2011年获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授予“中国和谐社会杰出华人企业领袖”荣誉称号;2011年,杨钊获得由民政部颁发的第六届“中华慈善奖”;2013年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2015年获第九届“中华慈善奖”之“最具爱心捐献个人”称号,这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2016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


杨钊说:“我希望通过慈善创新和更多的爱心行为,让社会知道我们不仅是商业机构,而且也是‘爱心组织’。”


心发大善愿 构筑旭日精神 践行社会责任


历经40余年的努力,杨钊把20世纪70年代的小作坊推上了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的行业龙头位置。如今,他领导下的旭日集团正如其名字所蕴含的寓意一样:冉冉东升,光芒万丈。在同样长的时间里,杨钊与祖国建设同凉热、与社会发展共休戚、与慈善事业相向而行。


总结自己在实业和社会事务上的发挥和成绩,杨钊认为:“一个企业家要成功,今天成功以及明天成功我估计有三个因素可以考虑。一是理想,他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出人头地。二是责任,家庭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以及社会的责任。因此,今天成功了,有了十个亿、一百个亿,有什么样的动力令他继续去经营这个企业、继续去学习,这个动力,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自己成功了,不只自己成功,也期望社会其他人成功。三是信仰,有文化的信仰、宗教的信仰,如佛教提倡普度众生。”多年以来,杨钊也将自己的丰富经历及在文化上的深厚造诣充分结合,在集团内部培育出了扎实且蕴含中华文化之光的一系列文化精神。一种以不屈不挠,以勤奋、肯吃亏、乐于助人、有责任心、依靠集体力量发挥团结协作、实现不断进步等为核心的精神体系。


2017年4月,杨钊与林郑月娥共同为“YO Dancical 2017”年青表演者打气


旭日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六字真言”,即“勤、信、智、诚、戒、恕”。杨钊认为,“勤”是所有成功者的第一法宝,正如他当年到香港从零起步,没有技能和专长,就是靠勤才赢得了机会;对于“信”,杨钊将其看成自己的第二生命,甚至比生命更宝贵;对于“智”,杨钊的见解是,“智能从善于学习、用于实践中产生,从不断总结、不断改善中提升。实践出真知,指导实践”;“诚”,则是要以真诚之心,忠于自己,忠于员工,忠于顾客,忠于社会,忠于国家,这才能让我们更有前进的信心和攀登的动力;“戒”是五戒十善,杨钊说持戒能令人多信心,多助力;“恕”是包容万物,恕己恕人,有了恕,才能安心、坦然,才能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这样的“六字真言”道尽了得失成败的规律,也为“旭日”的成功提供了思想保障。特别是“智能、守信、勤劳”三项,更是撑起了旭日人精神的脊梁。


为促进理念的继续深化并形成集团上下前进的共同动力,从1985年3月起,杨钊就创办集团内部刊物——《旭日之声》,每月一期,检讨工作的同时进行思想交流。从第一期开始,他就亲自撰文与员工就经验和思想进行分享与探讨,坚持超过30年,至今从未间断。他称赞旭日创业者们大都具备一种勤奋进取、乐于助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追溯杨钊能够对人、对事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将社会发展作为己任,并由此建立文化体系来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因,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与阅历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在佛学方面的钻研。


白手起家的杨钊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成为身价千万的大型集团的管理者,财富的骤然增长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财富、名利和继续奋斗的意义充满迷茫。一个偶然机会,他接触到佛学,为蕴藏在其中的哲学思想所吸引,也由此为自己的疑惑找到了答案。“人生于世,最重要的是安顿自己的身心,建立自己的人生使命。简单来说,人生活在世界上要使世界越来越美丽。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无太大意义,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1981年,杨钊正式皈依佛门,发善愿,并将助人为善作为人生的奋斗方向。他协助在各地修建寺庙,为社会道德工程建立硬件和软件基地。同时杨钊积极推动佛学教育,更获香港珠海学院颁授珠海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名誉教授,以表扬他多年身体力行实践及传播佛陀的智慧。



旭日集团每年举办家庭同乐日,管理层与员工同乐


生活中的杨钊淡泊名利,鄙夷奢侈,不尚虚名,读书是他工作之外最大的爱好。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宗教、佛学和历史等方面的书籍,近30年来一直礼佛持斋,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打坐,全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企业家的模样,杨钊也因此常常被人称作是“傻富豪”。


对此,杨钊并不在乎,因为他有着自己的坚守和关注。他说企业家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管好,把员工管好,把企业管好,令顾客、员工、投资人三方满意,这才是企业的宗旨,是从脚下开始,每天都能这样地做。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目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几个明显差距,比如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距等,现在,杨钊带领企业从这些角度投入精力,为这些方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最早投资中国内地且为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杨钊最希望的,还是通过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责任精神为全社会树立标杆,带动更多有能力的人为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努力。


2012年11月30日,杨钊出任作为香港四大商会之一的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8届会长。“未来两年里将全力以赴,秉承中华总商会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协助会员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参与香港建设、促进与内地和区域经济的全方位合作,培养年轻一代,推动香港工商界发挥企业责任,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在就任致辞中,杨钊没有太多慷慨激昂,只是如此质朴地表达自己的希冀与愿望。


事实上,杨钊连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中总”)第48届及49届会长,其间带领中总参与国是、促进香港和内地经济交流、倡导公益慈善,收获众多成果。


例如,2013年5月,在香港酝酿政改时,杨钊领导中总在香港六张主要报纸刊登声明,标题是“尊重法律 依法行事”,反对街头抗争,成为首个展开“香港政改讨论”的社团。“可以说,我们在反对‘占中’活动中打响了第一枪”,他说。2015年7月,也就是政改不通过之后,杨钊率领中总组团访问北京,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接见,这是政改结束后由张德江委员长接见的第一团。张德江委员长在接见中,对特区政府两年多的政改画上了句号,表达了中央的“五个始终坚持”,希望香港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杨钊认为,政改虽然未获通过,但由始至终他一直带领中总坚定支持政府,发挥应有和恰当的作用。


他领导中总每年年初均联同几大商会,分别合办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的午餐讲座,为工商界营造与政府交流的机会,形成一股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商界力量。此外,每年1月举办“中总论坛”,邀请香港财政司司长作为午宴演讲嘉宾。在2013年、2015年及2016年分别与多个团体合办《中国情·中国梦》、“香港各界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及“香港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大型展览,让青年一代认识国家,牢记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情·中国梦》大型展览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六周年活动的筹委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杨钊曾动情地说:“回望历史,港人家国情怀血浓于水,未来香港应继续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担当两地桥梁的特别角色,发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作用,使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进入中国。”他亦寄语香港的年轻人,延续“中国情”,实现“中国梦”。


2017年3月,杨钊获聘任珠海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名誉教授


在中总与内地联系方面,他领导中总每年3月举办“解读两会论坛”,邀请内地专家学者演讲,向香港工商各界分析“两会”的报告。他亦多次率团访问北京、上海及广东省等,获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韩正、胡春华接见。自1957年春季创办以来,中总六十年来没间断参加广交会,杨钊亦秉承传统率团赴会。2015年8月,他更成功邀请澳门中总加入“两岸四地经贸论坛”,推动四地的经贸交流合作。


在慈善活动方面,杨钊在任期间,在香港共举办40多场爱心活动,招待逾2万名弱势市民,并为各项慈善、公益、赈灾等活动,合计捐助超4000万元。而且,在其带领之下,中总大力支持公益金百万行,于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三年取得港岛、九龙区百万行最高筹款机构冠军。同时为内地培训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达897人。


2016年底,杨钊完成使命圆满卸任。中总的几载岁月,使杨钊实践了为国家为香港贡献一己力量的宏愿。他也为中总未来指明方向:对接国家战略,在包括“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广东自贸区建设等方面进行开拓,这是中总未来可以发挥所长的方向。


2016年12月,杨钊成为首批“建福榜”登榜的香港善长


除了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杨钊还肩负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他带领的旭日集团所恪守企业文化精神和履行的各项企业责任,以及他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他在全国政协委员中赢得了“感动政协”的美誉。


2016年10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礼宾府为杨钊颁授“金紫荆星章”。杨钊在总结中总会长工作时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七名领导之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及俞正声都曾经分别接见过我。在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向我颁发‘金紫荆星章’,以上一切,对我来说,是人生的无上荣耀。


在商界演绎一段传奇的杨钊,在国家、社会的舞台上发大善愿,行诸善念。他秉承着中华民族先贤的仁德之心,努力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境界,在事业、民族、国家之间贡献自己的价值。这一切,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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