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著名企业家傅春安，经常被形容为文化商人，也有人称呼他是儒商，唯独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另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应该把傅春安称为“商儒”，因为傅春安的骨子里，始终流着“文化与艺术”的血液，龚学平说，“儒”字才是傅春安的本质，从商不过是谋生的方式。

其实不管企业还是文化事业，傅春安都有非凡的表现，而且即使人到高龄也依然活跃在此两大不同的领域。企业上，他是新加坡民营运输业巨子;文化艺术上，他是许多团体的积极分子，还是业余的作曲人、音乐制作人，不但自己醉心投入，而且出钱出力从不落人后。这让他变得很是特殊，在文化艺术界，他是一位大商家;而在商界，他又是位大“文人”。

商儒精神儒为先

——新加坡傅长春储运集团董事长傅春安

傅春安的事业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商业事业,主要是傅长春储运集团公司，另外一个事业是社会事业。多年来，他先后出任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中国及北亚工商组副主席、新加坡制造商总会副会长兼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新加坡—辽宁经贸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四川经贸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华乐团（国家级）董事兼艺术与市场发展委员会主席、南洋艺术学院理事会副主席兼南艺联谊会会长、新加坡音乐家协会会长、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及新加坡合唱总会名誉会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校友会名誉会长、中国辽宁省锦州市经济顾问、江苏省泰兴市经济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顾问、宋庆龄基金会顾问等社会公职，并通过此，为中新经济文化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由于多年来热心公益事业、积极推动文化活动和关怀社区，傅春安于2019年分别获得新加坡文化部长颁发的个人杰出文化贡献奖和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并非“含着金钥匙”出世

虽然事业有成，可是傅春安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富家子，而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他的奋斗历程，可说是伴随新加坡的发展而成长。

回顾来时路，傅春安不无感慨，也庆幸在这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家人、朋友给予的支持及协助，因此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感恩的心情回馈社会。

谈到他的家庭背景，傅春安说，“我们家共有八位兄弟姐妹，我排行最小，三岁时父亲就去世，我也一直由母亲、大哥和二哥含辛茹苦抚养长大，当我觉得我应该独立，对家人的生活应该有所帮忙时，我决定放弃了年轻时的最爱（音乐）而从商，希望事业上有所作为。”

当时傅春安的两位兄长已在经营运输业，不过规模并不大，大哥二哥也得亲自驾驶罗厘（货车），和几名员工一起为新马一代俗称的九八行（出入口商）、蔬菜水果商运载货物和工人，店里则请个伙计帮忙接听电话和安排工作。小公司虽日夜忙碌，收入仍十分有限。

傅春安于1989年9月率团访华期间，受邀在新中国工业40年大型企业成就展的晚宴上发表演讲

傅春安是在1964年加入大哥和二哥的小型运输公司，1965年新加坡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在这百业待兴的年代，一切都很落后，也意味着等待开拓，这就为傅春安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眼见兄长们的小本经营和保守做法收入低且不稳定，加上他预见新加坡政府在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决心大力推动工业化政策，令整个经济结构和形势，势必发生重大的变化，运输行业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以掌握新变化带来的商机。于是他决定多找些工厂及外商客户，这样一来运载的货物量不但多，而且也比较稳定。

感恩张泗川兄弟和翁炳荣

傅春安从商后的第一个大客户，就是新加坡糖厂。提起糖厂，傅春安总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尤其是感激已过世的四海栈集团老板、糖厂董事长张泗川，以及他的弟弟张泗发两兄弟。傅春安把张氏兄弟视为傅家事业的大恩人。

当年傅长春公司负责把运抵码头的散装原糖卸下，通过输送带送入厂里，加以提炼，傅长春也承包提炼后的白糖和赤糖，加以包装、储存，然后运送给本地客户或出口，这就是早期所谓的“一条龙”服务，如此也大大增加公司的业务规模和赢利。

傅春安透露，当年业务需要扩充，小本经营的公司资金却紧缺，要不是通过张泗川担任股东兼董事经理的崇侨银行一笔10万新元的融资，傅长春恐怕就错失发展的良机了。因此饮水思源的傅春安，数十年来对张泗川、张泗发兄弟，总是怀着感恩的心。而新加坡糖厂提供的生意，也是傅长春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脑筋转得快的傅春安，清楚了解事业要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援。为此，他多次远赴当年技术最先进的亚洲国家日本进行考察，然后将“土法炼钢”转移到本地使用。

提到这个“技术取经”的过程，傅春安不忘提起他事业上的另外一个贵人，那就是旅居日本的著名歌影视巨星翁倩玉的父亲翁炳荣先生。傅春安与翁炳荣深交超过半个世纪，通过翁炳荣的关系和协助安排，傅春安多次到日本考察学习，掌握了运输业的先进管理和新技术，这对发展事业肯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尤其是日本港口的作业方式，傅长春公司在争取大客户，尤其是要求很高的国际大客户时，更显得“底气十足”了。

2018年10月，翁炳荣在台北与世长辞，享龄95岁，傅春安率领家人赴台湾吊唁，并且在告别仪式上，向来宾阐述他和翁老的深厚交情，以及翁老如何帮助他的感人故事。

紧接着新加坡糖厂，傅长春公司又接到不少大客户的长期订单，并且连续投标到三家炼油厂的庞大运输工程，使得傅春安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新加坡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傅长春公司的运输业务，也长期借到“炼油中心”的这股东风。

20世纪60年代，国际石油公司壳牌在新加坡小毛广岛的新炼油厂兴建工程，由日本的TKK公司标得，傅长春公司则负责把建炼油厂的钢板及其他建材从轮船卸到平底船上，再由平底船搬运到建新厂的地点。

勤奋工作露宿码头

傅春安回忆：由于钢板呈弧形，而且搬运和堆放方法与工具都有严格的规定以避免损坏，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傅春安又到日本实地考察，并住进TKK的工厂宿舍4天4夜，之后他掌握了新技术，并大胆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32万元的先进设备，包括专门运载大木桐的“山大王”卡车。

32万元在当年，足以买下好几幢的大别墅，如果缺乏胆识与远见，不可能作出这么大胆的决定。傅春安这一招，可说是破釜沉舟、全力以赴之举。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傅春安具备一个成功企业家所需的几个素质：一是认清目标坚定不移，不管遇到资金还是技术困难，都设法克服；二是人缘关系—贵人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如果不懂得待人处事，就不可能被欣赏、信任与支持。

在那段拼搏的岁月，傅春安是名副其实的全力以赴，为了监督工作，他曾经连续三天睡在工作船上，也常常露宿码头。他说，那段日子着实辛苦，幸好有家族成员，还有忠诚的员工, 愿意与他共进退。

那笔32万元的投资，确实对傅春安的事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取得壳牌（SHELL）石油公司的运输工程后，埃索（ESSO）石油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SPC）也先后兴建炼油厂，运输设备的庞大工程，也由傅长春公司承接，之前的设备也陆续增加到上百万元。

凭借傅春安的一套设备与经验，做了三大宗价值数千万元的生意，这是傅长春公司重要的转折点。难得的是这三家国际石油公司，至今仍然是傅长春的忠实老客户。细水长流的多年关系，也印证了傅长春公司的信誉。公司业务逐渐扩充，傅长春公司也发展成为傅长春集团。

异于常人的眼光，是成功企业家不可或缺的，这方面傅春安也有独到之处。1970年初，当集装箱箱运开始抬头，傅春安便看准这一业务的前景，认为既然集装箱运输的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国际趋势，就必须设法迎头赶上并与“潮流”共舞。

因此，傅春安和友人合作合资，成立了新加坡第一家集装箱运输、储存及维修中心和仓库，并且还为客户在港务局和裕廊码头包装及转运大宗散装物资。

单单在20世纪80年代初，傅长春集团为客户包装转运的化肥及谷类货物，一年就超过300万吨。此外，傅长春集团也和海山合集团（现改为新加坡海运集团，已是上市公司）合资，成立海傅（HAI POH）港务管理公司，经营港务管理及海港专用码头货物管理。至此，傅长春集团可提供包括海陆空在内的全面运输服务，并且在中国台湾和香港设立了子公司。同时，在高雄港租用了两个专用码头，专门处理化肥包装，转运中国大陆的业务。

说到海傅港务管理公司，傅春安不忘提起合作伙伴——著名企业家欧石吉（CK Ow）, 傅春安说，他与欧石吉认识50年，欧石吉的父亲欧金水从事驳船业，欧石吉17岁接手因病逝世父亲的生意，后来他专注于三井船运集团（Mitsui OSK line）的航运生意，把一些运输与维修的业务给傅春安做，两人还合资成立公司，一直愉快合作至今。

截至目前，傅长春集团拥有大小近2000部各种类型的运输车辆，其中拥有一部208个车轮、价值百万新元的先进“巨无霸”大卡车，可运载单件800吨的庞大物资。集团在新加坡的员工超过千名。

傅长春储运公司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民营储运公司之一，1999年曾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主板市场上市，是傅长春集团多元化业务中的核心业务。公司已于2018年除牌退市，成为私有化企业，傅春安也于同年卸下集团总裁职务，保留集团董事长的职衔，女儿傅琴芳接任集团总裁，与接任集团副总裁的儿子傅启良，共同扛起“把家族事业打造成百年企业”的重任。

回顾过去60余年，傅长春集团不但由小变大，同时也由近及远，并朝多元化道路迈进，而这一切，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谈起。

老本行与多元化

傅长春集团进军中国，立足点还是在“老本行”业务。傅春安在中国的第一项投资，就是和中国外经贸部辖下的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合资成立鸿运国际运输公司，经营海陆空运输及代理国内和国际机票、快递业务。目前，傅长春集团拥有独资的傅长春储运（上海）有限公司。

此外，傅长春集团也在中国发展房地产。由于集团在这方面比较缺乏经验，因此和新加坡的发展商源美集团以及苏州外经委合作，在苏州靠近新区的黄金地段，兴建28层的苏州国际经贸大楼，于1995年9月20日落成，并供苏州市政府在该大楼前广场举办苏州国际丝绸旅游节，当时刚好访华的李显龙副总理，也受邀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谈到中国的投资，不能不提起傅春安的“中国情结”，虽然说“在商言商”，而傅春安这份深厚的中国情，却不是纯粹以“经商致富”为目的，而是更多表现在文化与民族感情之上。

傅春安于1986年就到苏州发展，所以他也顺理成章，有机缘参与李光耀资政和新加坡团队建立苏州工业园区。

他曾在联合早报举办的“在商言商”讲座上，分享在中国的成功生意经，“在中国做生意，得记住四个字‘人在中国’，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尽量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制度、政策等来谈判生意，协调谈判方式，不可一味以新加坡的思维模式作为标准来和中国朋友谈判合作。”他说。

对傅春安来说，新加坡是他土生土长的家乡，自然有最特殊的感情，而作为祖籍福建安溪的海外华人，中国无疑是傅春安的第二故乡，他对中华文化与艺术，更有一份向往和爱好。

中国于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傅春安看好中国的庞大市场，于1981年就前往中国寻找商机，30多年来累积了不少中国经验，也建立了广大的人脉网络。

除在中国投资，帮助中国把外资企业“引进来”，傅春安也积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贡献力量。他常年在新加坡接待中国代表团，并与大家共襄开拓国际大市场的盛举。他认为，新加坡可以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傅春安与包娜娜在1988年访问北京期间，拜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右三），叶剑英元帅的弟弟叶道英（右四）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可以尽量利用新加坡已存在的优势，包括通过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筹集资金和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通过新加坡优越的国际地理位置，包括世界最佳空港和最佳海港，拥有运输和物流完善设备。可以让中国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出口，扩大业务，充分与国际接轨，尽量利用新加坡资源！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他说。

率团祝贺新中国成立40周年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世界许多国家制裁中国，而1989年正是新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形势严峻。新加坡工商界在当时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现改为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的支持下，组成庞大工商访华团于该年9月底至10月初前往北京，祝贺新中国40周年国庆，同时参加新中国40年大型企业及工业成就展。

被建国总理李光耀委任为团长的傅春安率团到了人民大会堂，才知道新加坡代表团是最大的代表团。因为情况特殊，由当时中国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顾林昉亲自陪同，安保周密。傅春安深知自己肩负艰巨任务，所幸访问很成功，中国方面热忱接待，中国领导人还在接见时说“患难见真情，你们毅然而来，我们非常感动”。

傅春安回忆道，“我们的访华团很受重视，被中国领导人形容为体现‘患难见真情’的访问团。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代表访华团致词的内容，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和强大的中国，一个稳定和强大的中国不但对亚洲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今天，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于2002年到新加坡，为中国大使馆新馆主持落成庆典，当时的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九桓，介绍傅春安给唐家璇部长时，唐部长说：“您就是傅春安先生，您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做了那么多事，我要代表国家和人民再一次感谢您的贡献。”这句话让傅春安深为感动和欣慰。

傅春安把家族事业做大做强，成就自然有目共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不能“忘情”，那就是打从年轻时代就“执迷”至今的音乐——当年机缘巧合下到英国学习音乐，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体系中，他主修钢琴，并兼修声乐、作曲及指挥和音乐制作等。

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家与人民都是一穷二白，为了发展事业，他不得不暂时舍弃最爱，当上“音乐的逃兵”，不过他对音乐的爱好，始终藕断丝连、无法割舍。他自己也多次坦陈对音乐的爱好，一次接受《福州日报》访问时，他就曾这样说过：“人生不能缺少爱好，我以前是学古典音乐的。数十年来，我‘不务正业’地喜欢着音乐，也创作了不少歌曲。”

在事业有成之后，傅春安成立了远东音乐集团公司，并且投下新币百万元巨资，聘请日本设计师Sam Toyoshima创建一大一小两个一流录音棚，希望在音像制作与出版方面大展拳脚，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更是他为实现音乐远景而锁定的目标。

夫人包娜娜名列远东十大巨星

傅春安的夫人包娜娜是中国台湾十大歌星之一、远东十大巨星之一，于1988年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当年春节晚会节目，并为中央电视台拍摄一小时的“专题节目”。傅春安精心策划了包娜娜专辑，配合“春晚”及“专题”节目，专辑大受欢迎，销量超过550万张，在中国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第一位上中央电视台的台湾十大歌星包娜娜，果然不同凡响。直到今天，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于包娜娜在中国唱红的《掌声响起来》和《三百六十五里路》等歌曲，还是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

傅春安在1992年，以新加坡远东音乐集团的名义，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下属单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今日国际视听制作公司，全面发展中国的音像市场。

一家外国公司能在当年参与仍严格管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业务，是非常的难得，在这之前傅春安与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合资成立的鸿运国际运输公司，同样属于受管制的行业，由此可见傅春安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信任。今日国际视听制作公司除了参与音像制作、出版与发行，也协助引进外国优秀影片，供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电影频道放映。公司也参与投资电视剧的制作，并进一步和中央台合作，开创“国际影院”及“世界影视城”两个受欢迎的节目。

傅春安在音乐上可说是多面手，他能作曲、作词、担任音乐制作人和大型舞台节目监制。在夫人包娜娜的协助下成立远东音乐集团，进一步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建立合资公司，无疑再次圆了傅春安——这位当年因为家贫而做了音乐逃兵——的梦想，而中国相关领导对傅春安在这方面的积极贡献也给予重视和肯定。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右二）受邀出席“千年一音”慈善晚会，左一为筹委会主席傅春安,左二为广声法师,右一为新加坡华乐团主席周景锐

1988年，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十大金星（1978至1988年）的盛大评选活动。傅春安受主办单位聘为总顾问及总监制，为入选的19名歌手录制3张专辑，再从这19名歌手中评选出十大金星。傅春安带了新加坡的著名录音师Richard Goh和一部分先进的录音器材，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录制。

夫人包娜娜则受邀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十大金曲、十大金星颁奖典礼的大型晚会，担任主持人并献唱多首她的成名曲，盛况空前。

1986年至1988年，当时中国的文艺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蓬勃和普遍。傅春安和包娜娜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带头和推动作用，实是功不可没！当然也离不开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等的大力支持。

回顾1969年在新加坡，傅春安主办“歌舞升平慈善晚会”，为民众联络所筹募基金，该盛大晚会邀请了当时红遍新、马和港台地区，唱红了《负心的人》及《今天不回家》的中国台湾“泪盈歌后”姚苏蓉及台湾歌仔戏皇后杨丽花参加义演。

引荐邓丽君到新加坡

傅春安也把当时只有16岁，刚刚冒出头的玉女歌星邓丽君请来，与两大“皇后”同台演出，这是新加坡观众首次对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和清纯形象予以接受和肯定；她受欢迎的程度，居然不逊于两位天后级巨星。

傅春安对邓丽君第一次新加坡演出所获得的成功，印象深刻，于是鼓励小小年纪的邓丽君留在新加坡发展。傅春安和包娜娜共结连理，原来也是邓丽君做的红娘。邓丽君在42岁的璀璨年华骤然离开人世，令傅春安、包娜娜回忆起来还是十分伤心，无法忘怀！

说到远东十大巨星，老一辈人士必定记忆犹新。自1969年起数十年来，傅春安负责主办数十场大型的慈善晚会，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团体筹募活动基金，包括1973年及1975年两届“远东十大巨星慈善晚会”。

1973年远东十大巨星（排名不分先后）是姚苏蓉、邓丽君、甄妮、凤飞飞、杨小萍、杨燕、甄秀仪、秦淮、潘秀琼、万沙浪。特别嘉宾为翁倩玉。1975年的远东十大巨星（排名不分先后）则是包娜娜、白嘉莉、尤雅、张明丽、陈芬兰、刘明颖、李雅芬、青山、黄清元、钟玲玲。特别嘉宾为甄妮、凤飞飞、杨燕。

早在1986年，傅春安就活跃于中国的文艺界。他和原中国文化部长王蒙私交甚笃。通过王蒙部长的关系，他又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经理宋成九、处长叶民辉及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等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经常赞助和接待到新加坡演出的中国文艺团体，包括两度在新加坡接待东方歌舞团。

同年，受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及东方歌舞团的联合邀请，傅春安偕同夫人包娜娜到北京参与“金孔雀杯、银孔雀杯”的评审工作。这次大规模全国性的歌唱比赛，第一次有“通俗唱法”的比赛项目。而这次“通俗唱法”比赛正是傅春安、包娜娜夫妇的专长。

从1986年开始，傅春安也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程思远、秘书长杭雄文、文艺部主任卢红生及处长江凌等建立了友好及合作关系，并受聘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宋庆龄基金会顾问。

1986年，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下，傅春安负责策划，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场为宋庆龄基金会筹款的盛大晚会，由中央电视台名导演黄一鹤担任总监。傅春安也第一次引荐新加坡名歌手陈建彬、颜黎明等到北京参加义演。当时，还受时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康克清亲切接见和宴请。

19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启了国门，流行歌曲也进入了神州大地，傅春安因缘际会见证了这个时代，他协助中国的通俗唱法先驱谷建芬老师，设立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他们无私指导学生，培养了好几位蜚声海内外流行乐坛的歌星，如毛阿敏、刘欢和那英等，在中国流行歌曲乐坛写下佳话。

协助开创《正大综艺》栏目

更值得一提的是，傅春安也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家喻户晓《正大综艺》栏目的共同创办人兼顾问。

这个机缘说起来有段趣事：原来，在中国有庞大投资的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有一回在和傅春安闲聊时谈到一个心愿，他问傅春安：“我希望做一件能给中国10多亿老百姓带来共同一笑的事，有没有可能？”傅春安灵机一动告诉谢董事长，有！可以通过电视做到！而在中国的电视广播系统中，只有中央电视台覆盖全国。

就因为谢董事长的一片爱心，傅春安积极协助筹办《正大综艺》，并成立正大综艺有限公司，由翁炳荣出任董事长，重金礼聘当时台湾综艺界最佳编导、最佳制作人江吉雄出任总经理，傅春安担任顾问。要在中央台开办一个像《正大综艺》这样大型、内容涵盖知识性、教育性和娱乐性，而且要能持久受到大家欢迎的电视栏目，难度实在不小。还好，公司内有对电视制作拥有丰富经验的翁炳荣董事长、江吉雄总经理的精心策划；加上当时得到诸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中宣部长丁关根，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广电部长艾知生，原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台台长王枫，以及中央台相关的领导人如杨伟光、赵化勇、洪民生、张长明、张华山、郎昆、胡恩、郭宝新、才华、马元和、邹友开、周经、杨洁等的鼎力支持，终于实现了梦想！《正大综艺》从1990年4月21日首播至今，已进入第29个年头。《正大综艺》不但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也培养了诸如主持人杨澜、王雪纯等优秀人才。据专家评述，《正大综艺》影响了中国的电视内容和形态。

1993年“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期间，傅春安与时任远东音乐集团副总裁李永乐，到汪老下榻的酒店套房拜会汪老，左一为汪道涵夫人

1988年，为配合“推广华语运动”，傅春安与新加坡电视台合作，并赞助新币20多万元，邀请中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赵炎前来新加坡拍摄13集精彩相声专辑“笑一笑、少一少”，受到广大受众欢迎，并引起极大反响。

傅春安对于音乐和文化艺术的感情，不仅仅表现在个人兴趣方面，很大程度上还与社会公益事业挂钩。过去数十年，傅春安在这方面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2017年，傅春安连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了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世华文化会于2017年10月注册，属于非营利组织，自成立以来，即展开多项面向社会、乐龄人士和社区的文化公益活动，包括文化座谈会、华文书展、新春春联创作、拥抱夕阳老歌欣赏会、关怀进社区等活动，这些活动有的与报社和社区基层组织联办，包括卫生部长颜金勇，文化、青年与社区事务部长傅海燕及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都曾受邀担任节目主宾。2019年1月，世华文化会喜获慈善总监认可的“慈善组织”资格。以“出钱出力”形容傅春安对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支持，一点儿都没有溢美，而是名副其实，除了以集团名义设立傅长春艺术基金，傅先生也以个人名义成立傅春安艺术基金，出力扶持文化团体，推动文化事业。对于日理万机的富裕人士来说，出钱支持文教活动乃举手之劳，出力反而没有那么容易。

多次为新加坡华乐团办慈善晚会

新加坡华乐团是国家级的两大乐团之一，傅春安在这个乐团担任义务性质的董事超过10年，每年负责任务最为艰巨的筹款活动，每一次都不负众望，争取到超出目标的筹款数额，即便在世界金融危机阴影下的2008年和2009年，傅春安也不负众望，拿出漂亮的筹款成绩。

筹备慈善晚宴是庞大的工程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金融海啸的非常时期,企业界都在紧缩银根，要人出钱并不容易，而且每回还得邀请有号召力的主演嘉宾负责压轴表演，以加强慈善晚宴的号召力。然而，凭借多年在企业界和演艺界的人脉，傅春安总是有办法圆满完成任务。一些演艺界的大腕如香港阿姐汪明荃、楚香帅郑少秋，电影《金大班最后一夜》女主角姚炜，都是在与傅春安的交情下挺身而出，不收一分酬劳就爽快答应，使慈善晚宴取得很大的实效。

傅春安多次受委担任华乐团慈善晚宴工委会主席，为新加坡华乐团举办筹款音乐会，其中包括以李显龙总理为主宾的“华乐情深2005”及“华乐情深2007”。2006年及2009年，新加坡华乐团与光明山普觉禅寺联合在新加坡万人室内体育馆举办的“千年一音”也由傅春安担任工委会主席。

“千年一音”为新加坡华乐团及菩提学校筹募基金，李光耀资政为晚会主宾，第一次演出除了筹得新币600多万元可观的善款外，节目精彩，深获好评。认识傅春安多年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多姿多彩、经历丰富、精力充沛、人情通达、布施广泛的人。

傅春安是企业家，掌管大型的海陆空物流集团；他是文化人，除了钢琴、声乐、作曲和指挥，也是经验丰富的音乐制作人；他又是热心文化艺术的推手，不但发掘演艺人才，也对文化教育活动出钱出力，而且持续数十年，每个领域都有声有色。

早年指导过傅春安的音乐界前辈李豪女士93岁高龄辞世，傅春安还与一班跟随李豪老师音乐道路多年的同道，为老人家办追思会，傅春安还在各大报纸刊载全版追思启事，充分体现华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的尊师重道精神。“我无以为报，只能以一首歌的歌词来表达我现在的心境：‘朝霞奉献给太阳，星光奉献给月亮，我拿什么奉献给您？’老师——只有我这颗感恩的心！”他在为纪念李豪老师而写的悼念文章中写道。

回顾这些年来的人生经验，傅春安确实有着“圆融”的感觉，因为在交往的层次中，不仅涵盖政商、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名人，也经历了赫赫有名的重大历史事件。

最为难忘的是与已故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交往。大家应该不会忘记1993年轰动世界的第一次“汪辜会谈”。那一次代表中国海协会的汪道涵，以及台湾的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双双率领代表团到新加坡，开展海峡两岸的直接对话。

当年汪老下榻乌节地区的丽晶大饭店总统套房。“汪辜会谈”举行其间，汪老在百忙之中，还邀请傅春安到套房一叙，显见两人交情之深厚。傅春安数十年来在中国结交的好朋友，涵盖政商与文化艺术领域，这与他秉承真诚待人处世之道有直接的关系。

傅春安除了勤奋经营好家族的生意外，也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傅春安形容他对文化艺术上的付出，就好像国民服役，完全是对国家的回馈，除此之外，他也在工商领域扮演“国民服役”的角色。

常带团访问中国 几成“专业领队”

傅春安经常被委为工商代表团团长，带团到中国访问，为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他半开玩笑地形容自己，已快成为“专业领队”了，因为傅春安几乎每一年，都受委托带团到中国访问，参加由部长和国家领导人领导、级别很高的经贸代表团。

傅春安参加的重要活动还包括2006年，配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广西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十国高峰会议；2008年配合新加坡节在北京和上海的庆祝活动，率领新加坡华乐团访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山和澳门等。

对傅春安来说2009年和2010年都是忙碌的：2009年5月份，傅春安率领由300多名企业领导组成的访华团，到福州参加“非常新加坡品牌展”，配合海峡两岸经贸论坛的举行，获得非常成功，访问期间，傅春安还接受各电视台、电台及《福州日报》记者的专访。

2010年10月傅春安二度带团出访中国，第一次是配合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访问福建省的厦门和福州，也特别陪同李奕贤部长访问平潭岛。紧接着10月18日到24日，傅春安又率领44家公司共60多人的经贸代表团访问广西，参加中国—东盟投资峰会和经贸论坛，并代表新加坡制造商联合会发表专题演讲。

傅春安近年来较少参与经贸出访活动，反而选择更多时间，投入到关心文化和关怀社区方面，但在2019年7月和8月，傅春安分别代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率团抵达台北，参加新台经贸会议，同月底又作为理事，参加新加坡辽宁经贸理事会在沈阳和大连举行的年度会议。

对于接下来的人生，这位孜孜不倦的商儒，仍然坚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将继续支持文化艺术，以此方式回馈社会。他始终相信，文化是迈向优雅社会的阶梯，因此，他身体力行，把儒与商做了最美丽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