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棣曾云：营商、谋生懂得赚钱非常重要，但花钱、捐钱也是一种智慧和艺术。

退休前，何耀棣是享誉业界的香港商务律师，曾襄助内地法律拓荒，并以划时代的提案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刻变革；他是身家丰厚的跨界投资人，善以整编资源、接盘颓业赢得精彩回报；他是慷慨济世的“愚公式”慈善家，惟愿秉持纯粹的助人之心，将善行善念光大于此生，绵延于后世。

兴业有方  为善有道

——中国香港何耀棣慈善及公益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耀棣

何耀棣将人生的进阶方式，归述为“修身、兴业、济天下”。在他看来，法律与慈善都以“助人”为本，法律助人捍卫权益，慈善助人摆脱困境，两者殊途同归，皆安于身、定于心。

书局里走出来的大律师

何耀棣矢志不渝的助人之念，根植于童年。

1944年8月，何耀棣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东莞。这是一户没有丰厚祖荫但日子温饱有余的普通人家。何耀棣的父亲何泽芸原本是私塾先生，后来为求生计转行营商，但仍怀抱“崇敬文明与教化”的执念，在香港新界元朗开设民生书局，经营教科书与文具零售生意。

年少时，何耀棣就常常跟随在父亲身侧，观摩长辈们的生意往来。耳濡目染间，他对“一丝不苟、脚踏实地、互相惠利”的做事氛围种下了深深的情怀，立志将来也要投身对他人有益的工作。“父亲看重文教，因而我和兄弟姐妹都有很好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功课也都不错。父亲说，之所以为我取名耀棣，是期望我日后能光耀门第。”何耀棣回忆说。

后来的日子里，基于业务需要，何耀棣开始跟随父亲频繁接触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等，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法律界人士。他渐渐对这个“在缜密规则中灵活寻找助人之道”的律师行业萌生了浓厚兴趣，初中时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世事难料。高中时，何耀棣的父亲不幸身染重病，无法独自支撑书局生意。不想又逢市场突变，书局不得不转变营销策略，将重心调整至英文教科书的销售。这对于不懂英文又重病缠身的何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于是正就读于英文书院的何耀棣，顺理成章开始协助父亲经营书局。生意圈的忙碌，丝毫没有影响他进修学业，1962年，何耀棣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大学经济系。由于当年香港的高等教育尚未开设法律学专业，为追求理想，他先行选修了日后对钻研商务法律大有助益的经济会计、商业管理等财经类课程。

1965年，年仅21岁的何耀棣，以一级荣誉生身份毕业于香港大学。他的人生，亦走到了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

“我的理想越发清晰，我想要成为一名商务律师，但父亲却期盼子承父业，由我来延续家族的书局生意。”何耀棣说，父亲的主张原因有二：其一，彼时的民生书局已迈过艰难的转型期，在自己的打理下有声有色；其二，律师早年间被称为“状师”或“讼师”，“状师”的名声不佳，往往因利而动，专为有钱人服务，缺乏公正与公义。

深知悬系“光耀门第”盼念的何耀棣，用一番恳谈赢得了父亲的支持。“我告诉父亲，法律面前诸生平等。法律绝非有钱人的特权工具，法律的存在，是要捍卫整个商业环境的公平公正，要保护每位公民的正当权益，并在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中，推动时代进步。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有志者投身其间，共襄盛举。”

何父在前所未有的观念洗礼中，认同了儿子的人生目标。为不耽误家族的书局生意，何耀棣放弃赴英国进修法律，转而以函授方式在香港修读英国法律学院的法律课程。“那是一段异常辛苦的日子。函授没有机会得到老师面授，需要付出加倍努力，我还要兼顾打理书局，不可有一丝懈怠。但老天最终一定会奖赏勤奋的人。”多年后，何耀棣感念正是当初半工半读的生活，让自己年轻时便获得营商经验，将所学应用于实践，获益匪浅。

1969年，何耀棣通过律师资格证考核，如愿成为高等法院执业律师。然而对于正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而言，单打独斗的华人律师，注定举步维艰。“当时的香港律师界，几乎被英资律师行垄断，少数华资大律师行，亦都有显赫背景。”身世平平的何耀棣意识到，唯有另辟蹊径，才能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闯出一番天地。

何耀棣（左二）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随团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左一为时任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右一为资深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

1971年，何耀棣与另外一名律师合伙创办了一家律师行。为避免与资深大行在以“房地产”为首的业务主战场拼杀得血肉模糊，他决意剑走偏锋，主打银行客户。这是一次相当小众而明智的探索，其时，大行对于布局银行界兴趣不大，蓝海之光隐隐若现，更重要的是，银行界带给律师行的业务量很大，特别是对于资历浅、规模小的律师行的现金流有很大助益，受经济起伏震荡的影响甚微，适宜稳中求进。

打定主意，何耀棣开始积极行动，第一关，他要在“律师行业禁止打广告及自我宣传”的规制下，树立业界知名度。“我与时称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合作，开设课程，教授银行法。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首先，教学相长，我们面对学员要不断精进专业知识，权威度日益提升；其次，学员中有很多潜在客户，教学关系很容易搭建信任感，赢得合作。”何耀棣说。

在他的巧妙布局下，律师行于开办一年后，便在有限的条件下脱颖而出。不少大型银行争相邀请何耀棣团队担当内部培训的客串讲师，何耀棣本人亦经常受邀在银行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他的专业水准深受银行家赏识，此后口碑相传，客源不绝。

成功在银行界站稳脚跟后，何耀棣很快嗅到新商机。1972年，适逢香港证券业爆发式增长，大量企业寻求集资上市，股票交易所由一家裂变为四家。高歌猛进的资本浪潮，令何耀棣找到机不可失的切入点，他带领团队迅速推出新业务，为筹备新股上市的公司提供全程法律护航。

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何耀棣与搭档合开的律师行，已凭借专业的金融银行类法律服务，在香港崭露头角。1976年，何耀棣被当时的港英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多年前，在书局低矮屋檐下一边理货一边自修法律课程的少年，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职业舞台，并一步步迈向舞台中央。

1977年，经过六年的合伙式历练，何耀棣自立门户，成立了以己之名命名的律师事务所——何耀棣律师事务所。除一般性的律师业务之外，他亦兼顾事务所的人事、行政与战略规划工作。

独挑大梁后的第一件事，何耀棣决心改变香港人对于“状师、律师”的负面印象。“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一直横在我心里，他觉得这个行业只为有钱人办事，对待普通人则居高临下、气势凌人。我想要改变这种印象，哪怕一己之力微薄，也值得尽力而为。”

核心原则上，何耀棣主张重塑律师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新定位，突出“服务”意识，尤其看重通过细节化的变革，传递与委托人合作的诚意。得益于年少时跟随父亲打理生意的言传身教，他对于普通人群的期望与诉求，怀有极高的敏感度与同理心，很容易“一举击中”。

举例而言，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律师界，律师与客户（当事人）往来的信函基本只以英文书写，这对于许多没念过洋学堂的普通人来说，无异于“天书”。为打破沟通门槛，何耀棣先于其他律师行部分实行“中英文双语信函”，从真正意义上履行了律师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定位，并凭借扎实的执行力与口碑，全面拓宽了客户源。

此后，他看准香港金融业承借“新界新市镇发展计划”急速崛起的有利时机，于三年内在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共开设了六家分行，一来以遍布全港的业务网络为客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二来亦通过更周密、触角更发达的布局，在业界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截至20世纪后期，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已跃升为香港十大专注金融银行类服务的律师行之一。

以成功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后，何耀棣再度契合大势，为香港蓬勃发展的保险业提供法律服务。至此，“银行+保险”齐头并进的业务模式，令何耀棣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节节攀升，以受职人员人数计，昂首跻身为香港四大律师行之一。

香港赶来的内地发展援建人

从英资及大背景华资律师行“雄踞天下”的夹缝中脱颖而出，何耀棣完成了专业生涯的光彩蜕变，不过，真正令他将“以法律服务众生”的理想光大于更广阔舞台的，是其在中国内地的开拓性耕耘。

1979年10月，何耀棣有感于中国内地启动的改革开放，势必成为“变革民族命运”的历史性伟大决策。然而其时，百废待兴的内地亟需“智囊式输血”，于是他联同一班来自法律界、会计界、建筑工程界、商界以及测量界的有志之士，发起成立了“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无偿到内地讲学、办座谈会，将境外的先进经验、制度和技术源源不断输送给祖国。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内地的商业体系全速生长进化，广泛通过借鉴外部成熟的法律来规范自身商业活动。1981年，中国司法部为规划司法文件正式推行“新委托公证人制度”，将内地使用源自香港的法律文件交由委任的香港律师审核，并作公证核实。何耀棣成为第一批受委任的八大香港律师之一，尽心尽职。

何耀棣（右二）与香港特区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右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良多。2008年2月，两人出席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活动时喜相逢，并与时任协会主席张敬瑜（左一）及何耀棣夫人何张碧云（左二）合影

其后由于业务量激增，为规范组织化运营，中国司法部授权正式成立“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何耀棣担任该协会主席共三届（1991—1994年）。任职期间，他力主设立秘书处，推动其成为独立办事机构，并担纲制定了协会的操作系统与各项规章制度。

基于初始体系的合理性与完善性，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为内地的公证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当时大部分的制度沿用至今。特别在1992年至2002年，经该协会公证后得以在内地有效使用的文书总量超过90万件，有效防范了无良外商的诓骗、欺诈行为，坚实捍卫了内地安全、诚信的投资环境。

1992年，为进一步支持内地发展，何耀棣在广州设立了名下律师事务所在香港之外的首家办事处，何耀棣律师事务所由此成为首批获准在内地成立办事处的境外律师行之一，其本人亦成为最早到内地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的先行者之一。

“当时，受制于香港、内地截然不同政治环境的影响，鲜有香港商人在内地投资，就连返回内地考察亦被不少同行视为冒险之举。但改革开放犹如利剑出鞘，势不可挡，总要有人甘为开路先锋。”何耀棣回忆说。

大展拳脚的机会很快降临。一位地产商在广州拿到一个发展项目，想在香港销售，藉此于全国范围内打响境外（彼时香港尚未回归）销售第一枪。然而受当时中国内地法律约束，私人不得买卖土地，苦于寸步难行之际，其委托何耀棣提供专业司法解决方案。

接手这宗委托后，何耀棣日夜苦思。“我们要做的，不是挑战法律，更不是寻找漏洞投机，而是如何在现实框架下，以合理合法合乎民意的方式，促成商业发展。”何耀棣说，他曾经想借助“批租（即长期租用）”这一概念，但很快又被自己否定。“租赁方式对于开发商来说，资金回笼太慢，对于政府来说，将土地批租出去，回收租金亦很慢，因此双方都不可能接受。更何况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尚未落实，街头巷尾都在谈论香港回归，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和新界也是租借给英国，如果当时提批租的概念，可能会被误读为丧权卖国。”

租赁不可行，何耀棣在一番深刻推敲下，开创性提出一个全新概念：将土地所有权（即产权）与使用权分离，分别行使；使用权可在年期、用途等事项上加以弹性规限，然后作转让买卖。

一场与内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艰难磋商就此开始。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动摇传统认知绝不可能一锤定音。何耀棣需要频繁前往广州与十几个政府单位的官员轮番开会。每一次，当他带着与会意见返回香港，确定解决方案后，新一批与他在广州会晤的官员，经常会推翻先前的意见，沟通又要回到原点。就这样，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何耀棣先后30多次在广州与香港两地间奔波。

除了时间，对何耀棣更大的考验是恶劣的交通、食宿环境。“每次去广州都要花上一整天，那时，两地间的交通很不方便，每次都需要通过关系才能拿到票。我曾经有个名册，上面专门记录着通过谁能拿到什么票。但由于往来次数太过频繁，有时也只好向不同的人求助。住宿方面，当年广州相对较好的宾馆甚少，而且也要靠关系才能入住。有时订不到房间，我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条件极差的侨社，饭食是又冷又硬的馒头。”

有人说，何耀棣是自讨苦吃，香港的律师明明收入丰厚，仅做当地业务已经衣食优越，怎会往来于内地执着于一件尚无先例之事？“我不认同这种观念。”何耀棣坦言，尽管内地与香港的业务回报率的确不可同日而语，香港亦鲜有华人律师事务所植根于内地，但改革开放本就是一桩前无古人的创举，诸多制度的重构势在必行，身为执业律师，他自觉义不容辞。

终于，在历尽周折与劳顿后，何耀棣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行使”的新概念，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宗外销房地产发展项目，奠定了房地产业自由买卖、蓬勃发展的重要根基。

经此一役，国务院相继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令，其后的20多年间，大量土地以商品形式转让、出租，由此推动以“商品房”为强大驱动力的中国房地产业步入产业高速通道，并带动相关行业蓬勃发展，吸引数以兆亿元计的外部资本进驻内地深化变革。

身为孕育这场变革的关键人物之一，何耀棣从不居功。“我不过是在法律层面攻克了一些技术难题，虽然是一种突破，但谈不上什么功劳。我很荣幸，赶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机遇，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内地开展法律服务工作，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

2018年3月，何耀棣伉俪设宴感谢东莞市教育局局长梁凤鸣率团莅港签署意向书，梁凤鸣向何耀棣伉俪致谢纪念品

作为首批获准在内地成立办事处的境外律师行之一，何耀棣团队得益于意识领先、品质出众的服务，迅速壮大影响力，并在广州之外增设内地的上海代表处，提供闻名业界的内地与香港两地法律服务。

截至目前，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已发展成为香港最具规模、最为人熟悉的华人律师事务所之一，尤以金融银行业务、物业发展、楼宇买卖及诉讼业务为专长。事务所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体系，现有执业律师40余人，其中四位律师获中国司法部委任为中国委托公证人，五位律师为国际公证人，另有法律行政人员及其他员工200余人。

“我平生夙愿，希望能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双向发展中架设桥梁，帮助客户贯通发展，实现从‘共融’到‘共荣’的美好愿景。”何耀棣说。除担任律师事务所职务外，他亦被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委任多项要职，并于1983年—1988年担任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1988年担任海南省法律顾问；于1989年担任广州市公证处顾问及上海经济、法律咨询中心专家；于1988年—1997年担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区代表，同时亦担任广州市建设委员会法律顾问，积极为内地与香港的互利共赢献计献策。

一专多能的跨界商业奇才

驰骋律政界并全力援助内地发展的同时，何耀棣以其独到、非凡的商业眼光，不失时机在保险业、房地产投资等领域大展拳脚，展现出令业界惊艳的经营管理才能。

20世纪70年代，在与保险公司频繁的业务往来中，何耀棣发现了蕴藏其间的巨大商机。1975年，他果断成立了一家保险公司——步飞保险有限公司。顺应正确的市场判断与业务策略，公司发展迅猛，未及10年已在业界成绩斐然，并于香港回归前被香港中银集团收购。

成功在保险业打响个人商业“头阵”后，20世纪80年代，何耀棣又与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上海商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董事。其后，他瞄准养殖业，在深圳石岩镇开办了一家养鸽场。由于圈舍环境建设、卫生防疫等工作标准严格，堪当养殖示范基地，前往参观考察的同行络绎不绝。

不止于此，1997年从律师岗位正式退休之后，何耀棣将更多精力施展于个人商业王国的构建，转战加拿大多伦多以及澳大利亚悉尼投资房地产。

“在人生前半场的法律服务工作中，我有幸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商业领域的客户，顺从他们的视角，了解到各行各业的商机与风险，再结合自己的思考，进而形成多维度的商业判断。”谈及多元跨界、有声有色的经营业绩，何耀棣表示，自己的秘诀在于善用系统之力。“每介入一个新领域，成立一家新公司，我都会悉心设计一套运作管理系统，每个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我只需定期查看报告，即可安心投入下一份事业。”

对于如何在异国他乡开拓投资，何耀棣也有与众不同的心得。“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优先与三种人建立友好关系，这三种人包括银行家、律师和医生。”在他看来，这是先决条件，不可或缺。“医生可以解决健康问题；银行家不止能为你提供资金，更握有广阔的人脉资源，可向你推荐可靠的人才；而结交当地律师，则确保熟知当地法律，不致让自己犯错。且境外律师的费用十分昂贵，与当地政府或合作伙伴会面时，如果带律师同往，亦会充分表达实力与合作诚意。”

得益于这三类人的鼎力相助，何耀棣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房地产投资回报颇丰，他尤其擅长将破旧商厦、写字楼翻修，并通过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宣传推广，增加人流降低空置率，最终在达致增值后成功出售。

最令人叹服的个案，当属悉尼市大型购物中心Campsie Shopping Centre的逆转型改造。

Campsie Shopping Centre地处澳大利亚悉尼市南部郊区，该商场在何耀棣旗下公司Pharjay Pty.Ltd接管改造前，已几近崩溃。多家门店歇业，客流罕至，营业流水持续萎缩。

“这实际本不应该发生在Campsie Shopping Centre身上。商场地处繁华商业区中心位置，停车便利，原本应坐拥先天优势，然而却陷入难以自拔的颓势。”何耀棣说，经过与当地团队的多番研究，他发现，商场不景气的根源，在于消费者市场主体的转变。“随着亚裔移民的日益增多，使得原本仅由澳洲南部人口主导的市场发生可观变化，应对之策亦由此出。”

为争取亚裔移民的青睐，何耀棣团队为商场提出一句营销新口号：“We Speak Your Language(我们说你们的语言)”，藉此激发情感共鸣，并切实消除购物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事实证明，异国他乡的母语交流，对于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极具吸引力，而此举与多年前何耀棣主张在法律界实施“中英文双语信函”异曲同工，都旨在以同理心弥合情感痛点。

除此之外，为增强社区居民的融合性与互动性，Campsie Shopping Centre在何耀棣团队的主导下，定期举办周末卡拉OK大赛，并在主流媒体与刊物上参与话题讨论，努力与新消费群融为一体。同时，在内部销售策略上，商场持续丰富零售品类，引进内部银行、美发沙龙等服务项目。

重视文化差异、贴近消费者需求的改造，很快就令Campsie Shopping Centre一洗颓势，重焕生机与活力。商场连续两年（1994—1995年）被澳大利亚BOMA物业业主及管理人协会颁授“市场推广优异奖”。

诸如Campsie Shopping Centre一般的成功个案，在何耀棣的海外地产投资中不胜枚举。“我希望在节约用地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投资，尽可能选择濒临停业乃至废弃的物业作为改造增值对象，而不去大肆扩张占地，尊重当地原有的居住与商业格局，助力当地商业繁荣。”

作为回报，何耀棣坦言，自己亦从这些投资中积累起不菲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又引领他走进了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

博爱慷慨的慈善“愚公”

2003年，夜以继日埋首于工作的何耀棣，因突发中风在医生建议下选择退休。然而在身体状态好转后，他并不打算将余生消耗于安逸的养老生活，一个在他心头盘存了许久的念头被彻底激活了。

“上帝恩赐给我丰厚的财富，不是让我去浪费花掉的，而是应当善加利用，多做一些对众生有益的事，让更多人感受到爱与希望。”打定主意，何耀棣全情投入他夙念已久的公益慈善事业，于2009年成立了中国香港何耀棣慈善及公益事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在扶贫、教育、医疗等公益领域服务社会。

与许多依赖社会捐款的慈善企业不同，何耀棣公司不接受外部捐款，亦不从事商业活动，其善款全部来源于何耀棣及其夫人何张碧云女士多年来在中国香港、加拿大、澳洲及新加坡等地进行商业投资的收入回报。

自公司成立伊始，何耀棣就将慈善事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虽然早年间，我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捐助了数个奖学金、助学金，又于多伦多大学法学院设立了‘何耀棣学业优异金奖’，以资奖励连续四年成绩第一的优秀学生。但我始终是中国人，内地幅员辽阔的疆土上，有更多需要帮助的同胞在等待援手，我义不容辞！”

然而偌大的中国，第一站要选在哪里呢？经朋友指点，何耀棣了解到，贵州贫困人口众多，全省88个县(市、区)中贫困县多达66个。“直觉告诉我，去那里没错了！但是做决定之前，我一定要亲自到当地看一看。”就这样，坐在轮椅上的何耀棣，在夫人何张碧云女士的陪同下，深入贵州多个贫困村实地考察，并由此得知贵州省共青团正在开展“春晖行动”，决意全力支持。

春晖行动，从《游子吟》得名，旨在“弘扬中华文明，反哺故土亲人”，通过贵州省人才回乡创业，拉动故乡经济发展，已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铜仁、安顺、黔南、黔东南、黔西南与毕节等地区立项40余宗。“从贵州走出去的人，发了财，鼓励他们回到家乡去创业、投资，拉动家乡经济，这就是春晖行动。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理念，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单纯的施舍或救济总不是长久之计，况且中国人大多勤奋，哪怕从事最简单的小工业或小买卖，整个社会经济亦会生机勃勃。”何耀棣说。

2018年3月，东莞市教育局局长梁凤鸣率团莅港，与何耀棣伉俪签署两个新项目的合作意向书，图为何耀棣（前排右五）及夫人何张碧云（前排右四）设宴款待，前排右三为梁凤鸣，前排左五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大公文汇集团董事长姜在忠，前排左四为香港大学教授徐咏璇，前排左三为香港著名学府圣保罗书院校长源迪恩，后排左六为东莞市侨联主席陈志超

“当时计划自2010年起，连续五年内，每年捐助2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春晖行动。比如我捐助的养鹿项目就是一个好例子，鹿身上都是宝，可由一些单位、组织或牵头人发放鹿种或开办鹿场，都可以盈利。另外，类似的还有种植果树和修建道路的项目。截至2014年贵州省共青团负责人变动及我暂时移居新加坡，我共捐款春晖行动总数800万元人民币，完成约160个项目，估计受益人数达数万之多。”参与“春晖行动”后，何耀棣进一步将自己的慈善计划聚焦于教育、医疗和水资源三个领域。

2011年4月，“春晖助学学会”正式成立，旨在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提供教育资助，何耀棣当即捐资110万元人民币，并应邀成为学会终身荣誉会长。医疗方面，他希望尽可能改善当地的医疗设备及卫生条件，同时针对偏远地区饮用水难的现状，何耀棣也资助了多个水资源工程，并迅速见到成效。

2011年，何耀棣之妹——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美欢女士因病辞世，清华大学法学院特成立“何美欢普通法教育基金”，启动仪式上，何耀棣捐献200万元人民币，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基金会发展，令何美欢教授的法学精神绵延传承。

与此同时，自2012年起，何耀棣每年都会参与爱德基金会统筹开展的“资助女子升大计划”。“该计划旨在为贵州的贫困女生提供升读大学的奖学金资助，我每年均有捐款，资助名额约为3名至18名，惟愿女性获得与男性比肩的教育机会，不致因为贫穷失去追逐梦想的权利。”他说。

2014年，何耀棣的助学清单上再添一役。他通过东莞市教育基金会，以其母亲的名义设立了“何梁佩珍女士2014级东莞籍女大学生助学金”，资助10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东莞籍女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资助金额近300万元人民币。

2018年，何耀棣将资助范围拓展至高中及初中阶段，于当年3月27日，与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教育基金会及东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签署了“东莞籍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何泽芸先生奖助学金”及“东莞市初中联考何耀棣优才奖”两个项目的合作意向书，再次捐资约300万元人民币，藉此更全面地推动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

至此，获得何耀棣捐设的三个奖助学金及奖项所捐助的东莞学生每年逾千名。

“我小小的捐资其实微不足道，只希望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作出响应，投身慈善，奉献家乡。”在何耀棣看来，援助教育的慈善行动，绝非简简单单地递上支票。无论是获得奖学金的候选条件，还是审批流程，抑或是善款的发放效果，他都亲自把关，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其中。用他的话说，既然是帮助别人，就要确保助人之道发挥切实效力，不粉饰，不虚妄。

除中国内地外，何耀棣亦常年于香港地区设立奖学、助学项目，支持教育发展。其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分别设立了11个奖项，包括一个金奖，连续5年名列榜首的学生有资格拿到该奖。此外，他还以父亲的名字捐建了两所小学，并在其间设立了10多个奖学金。

2009年，何耀棣捐资500万港元探索先进教育模式，在香港大学成立“何耀棣服务学习——家庭价值”计划。该计划结合学术理论及社会服务，为期5年，鼓励学生探求新知识，体验服务社会，可供500名港大学生充当义工服务社群。

2012年，何耀棣又在香港大学捐资赞助成立“港大何耀棣体验学习中心”，让学生在提高专业学识的基础上，有机会直面商业社会中的难题与挑战，从中省悟应变之道。

帮扶教育之外，何耀棣的善举亦惠及年长者群体。2004年9月，其出资捐助加拿大多伦多市孟尝会兴建老人长期护理中心，该中心的小花园以何耀棣先伯父之名命名为“梅园”，借以报答伯父对父亲的恩德；2009年，何耀棣捐资香港圣公会在沙田兴建安老服务大楼，并以何夫人之双亲名字命名为“香港圣公会张国亮伉俪安老服务大楼”。

“我希望此生的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家族成员、通过公司法人，一代代传承下去。”何耀棣说，慈善不是职业，不是因势利导，亦不是简单施舍，而是秉承纯粹的助人之心，承担与之共同创造未来的责任。

正因如此，他十分看重善举的可持续性。“任何政府、企业或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要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极致，应尽力争取及扩大乘数效应。此外，为确保善款源源不断，我提倡企业捐助者不动本金，只在每年的收益中划拨一定比例捐助有需要的人士，唯此方能持久。”何耀棣透露，自己与家人已达成共识，做慈善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需坚定目标，跬步而行。目前，大家正积极筹谋，期望协助贫困群体通过小额贷款改善生计。

因在商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及对弱势社群的倾力帮扶，何耀棣屡次荣膺多方嘉奖。2005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Arbor Award”奖；2007年获香港大学颁发名誉大学院士衔；2009年7月获选为“优秀中华人物”；2010年获颁“中华杰出商业领袖”奖与“世界华人爱国之星”奖；2011年获“中国公益名人”奖、“美国总统公益奖”和“联合国和平周贡献”奖，并荣膺“全球华人慈善事业功勋人物”“中国公益楷模”“影响中国公益事业杰出人物”“中国企业转型优秀企业家”“中国企业发展转型特殊贡献人物”“全球华人杰出企业家”“国际十大优秀公益慈善家”及“世界杰出爱国华商人物”等诸多荣誉称号，实至名归。

回首自己一路走来，何耀棣深深感慨于生命轨迹映射出的中国变迁。“仿佛时光的深刻洗礼，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性跨越令世人瞩目。我生于新中国建立前，有幸见证了1949年至今的70年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如何努力奔跑，脱胎换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都是追梦人。我愿意尽余生之所能，奉献国家，奉献同胞，亦希望后代怀负同样的承担，则于愿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