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创日本CRO行业（研发服务外包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奠基人，也是第一家在日本上市的CRO企业创始人。经过28年的辛勤耕耘，他已经成为日本最有成就的华人企业家之一，也是全世界雇佣日本人最多的华人老板。

不仅如此，肩负着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重任的他，还是当地华人圈中最具号召力的华商领袖，以及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重量级人物。

亚洲CRO行业巨头  中日商界交流使者

——日本EPS控股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会长兼CEO严浩

30多年前，18岁的严浩被教育部选为第二批国派本科留学生赴日求学，踏上了人生的新征途；28年前，他创办了EPS公司，后将其打造为日本CRO行业里的领军企业。

由3个中国留学生白手起家的EPS公司，今天已迅速成长为拥有近6000名员工的跨国集团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CRO企业，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严浩依然保持着“狼性”，他立志为联结中日两国的健康产业造好路修好桥，用未来5年时间开拓中国健康市场，为EPS集团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抓住机遇  改变人生轨迹

2017年底，创刊64年的日本顶级经济杂志《财界》授予严浩 2017年年度“经营者奖”。在该奖项的5 位获奖者中，他是唯一一位非日籍企业家，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在日中国企业家，他获奖的理由是“对新药研发服务外包以及中日经贸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光回溯到40多年前，当时的严浩只是千千万万青少年中的普通一员。严浩出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曾担任供销社主任，母亲在小镇上的医院工作。张家港是一个汇集文人、商贾和渔民而形成独特多元文化的小城镇。严浩自幼受到家乡多元文化的影响，骨子里注入了一种儒商情怀和侠士义气。

2018年1月，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堺屋太一为严浩颁发2017年度“经营者奖”

少年的他恰遇“文革”，在那个被“禁锢”的年代，严浩从未走出过家乡，但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幸运的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成绩考上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开始了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征程。

当时，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邓小平批示“必须派大量学生到先进国去留学”。仅读了半年大学的严浩被教育部选中赴日本留学。紧接着，他被安排到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学习日语。

经过近一年的日语培训，1981年4月，他作为第二批国派本科留学生进入日本山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面对全新的国度和环境，他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学好知识，报效祖国。但毕竟人生会遇到很多偶然，正是诸多的偶然汇聚成了必然，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他。

当时山梨大学里仅有几名中国学生，而且还在不同的院系，这让严浩很不适应。但这又反而给了他融入日本同学圈和日本社会的机会。课外时间，他与日本的老年人交流中国的民族文化，也积极与年轻人谈天说地、饮酒K歌，渐渐地对日本社会有了深入而广泛的了解。

1985年，本科毕业后的严浩选择继续升学读研，从计算机系转到了统计学专业。经过勤学苦练，他很快突破了专业壁垒。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的他，为了进一步拓展视野，他又考入东京大学医学统计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一选择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医学统计专业在日本刚刚兴起，他的导师恰好是这个领域内为数不多的权威专家，因此成了医药公司抢手的“稀缺资源”，许多大医药公司找上门来希望能帮忙完成一些医学统计项目。导师没有太多时间，就把项目转包给学生，勤奋又聪颖的严浩因此获得很多机会。这些项目给他提供实践机会的同时，还让他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当时的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但严浩的兴奋点并不仅限于做好单个项目,他开始考虑如何从众多的临床研究项目中找出共性,进而能够形成更高效的项目运作机制和体制（System）。EPS中S即来源于此。而这一超前的思路，则成为日后EPS能够做强做大的指针。

在这个过程中，严浩的名声越来越大，其出自名师、名校的优势吸引了很多医药公司前来寻求合作，他也因此有了直接与日本医药公司打交道的机会，在合作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博士毕业前，严浩开始为前程考虑，他可以选择回国走仕途，或成为医学统计专家，也可以在日本大企业找份体面的工作，但3年的专业知识培训和其间勤工俭学时的实际业务操作，让他觉得他和朋友开启新事业将大有前途，加上应该与同事朋友共享挑战成功的念头，驱使他最终决定——创业！

1991年5月，他与几位朋友成立了EPS公司，EPS为英文Ever Progressing System的字母缩写，有着“永恒进步的机制”之意，而“永进”和“机制”也一直贯穿于EPS此后多年的发展过程之中。

十五年征战  登上日本上市企业的最高台阶

在公司起步之时，严浩就决定做一家地道的日本公司。虽然当时公司几乎全是中国人，但他要求大家在办公室中尽可能使用日语，减少文化差异，适应当地环境。

尽管如此，严浩仍有将来回国的打算，因此一开始对EPS并没有太高的期许。当时公司有点类似俱乐部的性质，有业务时大家分工来做，有了利润大家一起分。他们不接周期长的大项目，只做三个月左右的小项目，但哪怕是临时项目，他们也会尽最大努力，力争精益求精。这种敬业精神不仅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使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业务订单。

两年后，公司的人员已经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项目订单，不得不进行第一次对外招聘。不料招聘广告发出后，竟吸引了80多位日本人前来应聘。经过面试，最终录用了4位新员工。“日本是个忠诚度很高的国家，雇佣一个人意味着要对他的一生负责任。从那时起，我开始严肃思考公司运营的事情，并要求自己向企业家的方向转型。”严浩说。

创业之初，EPS的业务集中在帮助制药企业开发用于临床试验的随机化及统计分析软件，立志转型成为企业家后，摆在严浩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扩大经营规模。而恰恰在那段时期，他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商机。

严浩（前排中间）与益新团队

原来，当时日本的新药产品从研发到进入医院正式使用需要经过10至20年，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动物试验、临床试验及统计分析、报批认可、市场销售后调研五个大阶段。其中，临床试验是最重要的环节。新药只有在临床试验阶段获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两方面的科学数据，才能获准国家的行政审批。一般的医药公司缺乏对临床试验及数据分析证明的完整功能，于是一门新兴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医药品的研发服务外包组织。CRO行业的出现，既降低了医药公司在研发新药过程中的成本，又保证了数据统计分析的专业度和准确性，因此备受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医药市场的追捧。

这个事实最终让严浩决定暂时放弃回国的打算，从1993年开始，他将公司业务重心由临床试验软件开发扩大到了新药上市前的研发服务外包，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让EPS公司迅猛成长为日本CRO行业的开拓领军企业。

而1994年承接的日本厚生省（相当于中国的卫健委）大型临床试验项目更是让EPS一举成名。当时，日本厚生省希望找一家专业公司对三共制药公司开发的高脂血症治疗药品“美百乐镇”的市场销售用药效果进行普查，包括EPS在内的许多公司都想拿下这个项目大单。日本厚生省经过一番衡量，最终选择了EPS，因为在当时参与竞争的同行中，EPS虽然是中国人办的企业，但专业实力强，并且能保证将出错概率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这个项目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涉及志愿患者上万人，EPS共有120多名员工参与到该项目当中。10年间累积了多达3000纸箱的记录文件、统计数据图表等，整个项目耗费约10亿元人民币！

令EPS和所有员工倍感自豪的是，根据这个项目结果写出的学术论文被刊发在世界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Lancet》（中文叫《柳叶刀》）的杂志上，这篇论文将EPS第一次推上国际舞台，让其得到了世界级的关注和赞誉。同时，这个大项目也使EPS获得了丰富的临床试验外包业务经验，让严浩对CRO这一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在CRO行业不断深耕，一路高歌猛进。

这期间，EPS步入了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增长的快车道，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员工。到了2000年，员工人数达到近300人，营业额增长至30多亿日元，初步确立了在日本CRO行业中的领头羊地位。

与此同时，EPS还投资成立了EP-Mint株式会社，开始面向医疗机构开展SMO业务（即临床试验现场的支撑服务），派遣临床研究助理（CRC）到医院等机构帮助他们进行临床试验业务。CRO和SMO被严浩称为临床试验服务外包的“两个车轮”，两者缺一不可。现在，EPS的SMO业务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达40%，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EPS的业务模式不仅被医药界认可，其商业前景也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1999年，日本新光证券公司的经理找到严浩，主动提出希望能和他共同创造华人企业在日本上市的典范案例。为了提升CRO这一专业服务行业在日本的社会认知度，并提高员工的安全感和对公司的认同度，严浩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2001年7月，创业刚好10年的EPS登陆日本创业板块，成为日本第一家上市的CRO企业。2004年，EPS由创业板转至东京证券交易所二部市场，2006年又升至一部市场（主板），通过三级跳，最终登上了日本上市企业的最高台阶，再次有力地证明了EPS的企业价值和严浩的卓越领导才能。

二次创业  勇敢开拓广阔的中国市场

在EPS发展的前10年，严浩尽量将战略重心全部放在日本的业务发展上。直到EPS上市后，他才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大展身手。作为中国人，回馈祖国是他心中不忘的初衷。因此，公司一上创业板块，他马上对进入中国市场拓展业务进行了思考和大胆实践。

依托日本的客户资源，上市后EPS马上成立了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主要面向日本制药企业的在华CRO业务。2002年，又成立了往来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开始对日软件开发业务。

但在最初几年，中国业务只是作为日本业务的延伸而存在。另外，当时中国CRO行业的发展远没有日本的市场成熟。当时中国的药企以生产仿制药为主，原研新药的开发尚属凤毛麟角。因此，EPS进入中国的前8年里，在中国市场的年销售额仅为3000万元左右，处于一种维持收支平衡的经营状态。

严浩意识到，中国庞大的医药市场将为刚刚起步的CRO及相关行业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让很多企业家纷纷收缩海外战线时，他却毅然选择扩大日本市场以外的业务，将开拓中国市场上升到战略高度，甚至决心把中国事业视为二次创业。

当时他判断在中国完全做专业服务还为时尚早，需要结合产品来进行。于是放弃了专攻CRO单一业务的路子，于2008年投资4500万美元，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了EPS在华地区总部——益新(中国)有限公司，标志着EPS将全面拓展中国业务。严浩将中国事业发展视为EPS整体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棋，他本人亲自兼任益新（中国）董事长。

此后，EPS加快了在国内的发展步伐。2012年，益新(中国)有限公司与华通医疗器械公司合资成立益通(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两年后EPS又投资设立了益通(南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并购了拥有国内妇科干扰素第一品牌的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取得该公司6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这样一来，益新(中国)有限公司在医疗器械和医药品两个领域实现了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覆盖。同年10月，日本最大规模的医药流通企业铃谦集团与EPS在资本和业务上达成战略合作，并注资关联公司，使得EPS的中国事业如虎添翼般地发展。2017年，益新公司与国内上市企业的泰格医药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分别在苏州、嘉兴和南通投资成立了三家合资公司，启动包括医药数据处理在内的大健康数据业务。

这10年，严浩一直在摸索和创新适合中国市场需求，并能发挥日本母公司优势的新模式。最终他决定走一条与在日本以CRO业务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用于中国事业——围绕健康产业，通过打造“产品”和“专业服务”这两个平台，致力于成为联结中日健康产业的“专业商社”。所谓“商社”是指日本产业界较为独特，也极为成功的一支行业奇葩，日本的现代化商社不仅为客户提供跨国贸易、信息、技术、金融等综合服务，更重要的是其对产业的孵化功能。它是寻找、组织各种有所专长的事业伙伴，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重磅推手。而“专业商社”里的专业则是指益新公司将自己的事业使命锁定在中日两国的健康领域，专心至诚，只谋此业。

之所以要成为联结中日健康产业的“专业商社”，是严浩基于对中国市场的分析做出的决断，他说：“中日两国健康产业的合作，有着巨大的需求和互补双赢的空间，但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成功者不多，究其所以，有两国社会制度的原因，有文化、价值观不同的原因，以及商业习惯差异等原因。但归根结底，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缺少熟知中日两国产业背景及文化，具有真正经贸经验，同时又富有使命感和激情的人才，缺少由此类人才组建的良好团队和平台。”而在日本做医药专业服务起家的EPS，恰恰能够在中日两国之间提供这方面的绝对优势。

确定这一发展模式后，益新集团用了5年时间进行初步验证。在这一阶段，达到了1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占EPS集团全球业绩的六分之一。

2016年，益新集团正式确定六大业务板块：医药品、医疗器械、CRO、投资、国际贸易和益普思（支援）。到2017年，六大业务板块相对应的事业部门调整为产品、“CRO+专业服务”、投资、国际贸易和益普思（支援）五大事业部门。这些在中国的业务与日本相比，从只做专业服务扩展到医药医疗产品加专业服务。至此，EPS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定型。

除中国之外，EPS用了10多年的工夫建成了覆盖亚太地区10多个国家的国际临床试验的完整网点体制，成长为亚洲的CRO领军企业，年销售额近6亿美元。EPS不仅在美国建有公司，在欧洲也有业务合作伙伴。

经过28年的发展，目前EPS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包括CRO事业、SMO事业、CSO事业、国际临床试验服务外包事业以及中国事业（亦称“益新事业”）。这些事业推动EPS集团不断创造更高的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2017年，EPS的营业额和利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营业额比上个财年增长14.8％，利润增长17.6％，正式员工人数超过5200名。

未来5年，是EPS集团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根据2016年11月EPS发表的5年规划，集团要在迎接创业30周年的年度里实现4个量化指标：年销售额增长到10亿美元，翻一倍；税前利润增长到1.2亿美元，翻一倍；员工数量增至8000名，也接近翻一倍；海外销售额占比扩大到30%。其中，担负中国事业的益新集团要实现1.5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为EPS集团海外销售额贡献50%以上，并乘着“一带一路”的强劲东风向华商聚集最多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拓展市场。

双管齐下  加强经营管理和团队人才建设

这些年EPS之所以能保持高速有序地发展，还得益于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好的经营管理必须与事业两位一体，对此严浩深有体会。

在EPS创办早期，随着业务量的迅速增加，公司的供给能力很快陷入不足，严浩自此开始意识到项目管理的重要性。针对这一现状，他通过操作指南将业务流程逐一手册化、可视化，通过作业标准化、业务体系化确保整个项目的质量，以摆脱依赖单个人的情况。同时，在经营管理层面严格施行成本管理手法，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提升整体业务的实施和管理水平。通过以上措施，EPS的服务逐步得到顾客的首肯。

而随着业务要求的提升和竞争的加剧，严浩也经常面对顾客要求与员工反弹这样两难的境地，其间许多员工多次提交辞呈。正是经历过这些历练，员工们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成为一起为企业、事业发展而奋斗的同志。

在这个发展阶段，以项目管理、质量改善和新商品开发为标志的“以客为先”，以流程标准化、体系化，明确单位工效等为标志的“以商为轴”，以员工组织化、友爱情怀为标志的“以人为本”这三个行为准则开始萌芽。

随着EPS的发展，其经营管理理念也不断完善。在创业20周年之际，严浩正式公布了集团的经营理念，除了三个行为准则外，还包括“向客户提供高附加价值的解决方案，为健康产业的发展作贡献”的企业理念，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组织理念。

严浩认为，所谓经营管理，就是贯彻公司的经营理念，保持EPS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思考方式，并予以发扬光大。虽然他强烈地意识到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但离大功告成还很远。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制定“EPS WAY”，提取和总结过去20多年的实践经验，明确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目标，这就是 EPS 今后要走的“WAY”。

通过制定EPS WAY，严浩也在反复思考什么是“好公司”。他认为“好公司”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好的商品、好的商业模式和好的管理机制。

在EPS最新制定的5年规划中，除了量化的经济指标外，还有一个非量化的指标：健全完善适合EPS公司特点的管理机制，形成全体员工认可的内在文化。这也是严浩认为在做成专业服务产品化和团队组织化之后，自己要做成的第三件事：让企业可持续。

在严浩看来，即使不去完善管理机制，EPS也可能做到10亿美元，但那不是健康的增长，那是膨胀。膨胀的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性说到底还是人，尤其是经营团队。所以我们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也要注重怎么培养人和组织团队。”

因此在经营当中，EPS致力于构建一个永恒进步的机制，以使每位员工在公司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能够不断成长进步。对于从事专业服务的企业而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是企业发展的源泉。EPS积极吸收有进取精神的人才，并努力营造人尽其才的工作环境。

严浩认为，拥有专业技术的大多数员工只有从工作实践当中体会获得成就感和充实感，才能高质量地完成业务；只有站在客户的立场上为客户考虑，尽力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才能加深巩固与客户的信赖关系。

EPS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在培养人才方面同样不遗余力：2009年，益新在苏州大学设立了益新奖学基金，奖励苏州大学药学院里成绩突出的学生，并为奖学金获得者免费开设日语课；2011年，益新还投资注册了属于自身企业的“苏州市益普思职业培训学校”，精心打造健康服务领域的人才培训基地，为益新自身，也为国内医药医疗企业输送各类优秀人才。

凝聚力量   提升华人企业家形象

作为日本CRO行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及在日本开创了上市企业的中国留学生，严浩赢得了日本人、日本华侨华人和中国人的肯定与尊重。凭借这种优势，他积极参与到两国的社会公务中，尤其在双方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在日华人企业逐渐增多，严浩和广大华人企业家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来团结和凝聚华人企业家的力量，提升在日中国人的整体形象。1999年9月9日，日本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严浩被选为第一任副会长。两年后，他被推举为会长，并于2009年再度被选为会长至今。

尽管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时间较短，但严浩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便凝聚了广大优秀的在日华人企业家。

1999年9月，在他的带领下，日本中华总商会首次组团回国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这是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后首次公开登台亮相，带给华商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

2002年，在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鼓舞下，日本中华总商会也着手策划申请在日本召开世界华商大会。为此，严浩亲自率领总商会代表团一行24人，于4月访问了全国工商联、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及上海市工商联及侨办等部门，展现在日华人企业家面貌，取得各方的理解与支持，为“申商”活动打下了基础。在众人的努力下，最后经过“世界华商大会”理事会审核决定，日本中华总商会获得“2007年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权。通过举办世界华商大会，展现了日本华侨华人的主体实力，宣传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群体形象，也促进了与世界各国华侨华人的交流。

每年他都率领总商会代表团一行回国访问、考察，展现在日华人企业的最新面貌，并不断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和交流。在严浩等人的努力下，总商会成立后始终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在日华商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作为在日华商的代表性经济团体，注重加强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等日本经济团体的交流和互动，争取融入主流社会。严浩说：“要想成为中日间经济交流的桥梁，光靠在日华商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吸收日本企业加入，与日本各经济团体携手，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为中日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作贡献。”

严浩表示，“总商会的魅力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在商言商，大家要做好自己的生意；第二是‘中华’，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会员企业通过商会可以更好地跟国内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交流， 其二是商会将努力搭建平台帮助会员加强与海外华人交流；第三是‘日本’，促进会员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经济界的各种交流。”

他表示，中日两国要展开合作，首先就要在心态上相互尊重，诚恳接受对方的优点，正确对待对方的缺点或不足。旅日30多年，他对日本人已经相当了解，他认为日本人做事认真严谨，按计划行事，这种态度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同时他也经常将“继往开来”“承上启下”“以人为本”等中国词汇的内涵向日本人解说，帮助他们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哲理。

他还认为，“华人企业家一定要有做大做强的信念，不能小富即安。华人在海外创业经营，肯定会遭遇各种困难，甚至是歧视。但不能说遭受歧视就干不成事业。只要付出更多努力，不会比日本人做得差。况且，我们背后还有日益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几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个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严浩表示，“这个‘中国梦’是全球华人共有的，落实到我们华人企业家身上，就是把自己做大做强，多出几个类似软银这样的企业，让所有海外华人积聚起来的正能量，能散发到世界每个角落。”

对于CRO行业以及EPS和个人发挥的社会作用，严浩此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即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既要进取，又要低调，一切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业绩讲话，才能真正回馈社会，涵养人生，开创美好的未来。

尽管EPS已经在亚洲CRO领域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但严浩仍然时刻保持警醒，他对李彦宏提出的“鼓励狼性，淘汰小资”的口号有着强烈的共鸣。在公司高管自发为他举办的五十岁生日宴上，他表示，“企业的发展规律是成熟期才是真正的分歧点，不果敢行动，明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衰退。满足于成熟与安定正是小资特性，不会产生拼搏、努力创新的激情和动力。而狼，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不会忘却敏锐的嗅觉、进攻精神和团队作战。对狼精神的共鸣也是对我的自戒。圣人讲‘五十而知天命’，虽然我不知道天命在何方，但我重新感到必须保持这种对周围一切都敏锐且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狼精神。”